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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阙”——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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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1: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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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挽救世运。因之，通经汲古，学以经世，务为实用，成为明季士人共识。及至明社既覆，士人痛定思痛，纷纷反思大明数百年之基业缘何毁于一旦，思索的深度与广度均超越了前期，但一些中心话题如道德人心、学风士气等，均延续明季而来。清初士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倡为经世致用之说，与明季钱谦益、陈子龙等人之论实一脉相承。明季清初之社会风气、学术祈尚大致如此，而此际诗学亦不能不受时代风会之影响而与时迁流，其表现则为儒家诗教精神的复兴，尊经复古、崇尚实学的一种表现就是对史的重视。诚如钱谦益所说：“经犹权也，史则衡之有轻重也；经犹度也，史则尺之有长短也。……经不通史，史不通经，误用其偏诚菀琐之学术，足以杀天下，是以古人慎之。经经纬史，州次部居，如农有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救世之药石也”。(《牧斋有学集》卷十四《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经与史不分家，宗经旨在重史。清初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宗经亦重史，即可为证。
全祖望《梨州先生神道碑文》云：“公(黄宗羲)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其《亭林先生神道表》则说顾炎武：“自崇祯己卯后，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遍说部以至公移邸钞之类。”而儒家诗教精神则与诗史说更有着天然的联系。自古儒家诗学就有采风观诗之说，由诗中反映的社会现实观世运之升降盛衰。此即为诗史说之滥觞。由此而论，明清之际诗史说的重炽与其时尊经复古的学术趋向及儒家诗教的复兴不无关系。
此外，诗史说的重炽当与易代之际士人长歌当哭的创作心境有关。曾灿说得好：“近代诗人……初无关于安危治乱之故，若历沧桑、遭变难，徘徊于黍离麦秀，坎坷于人散家亡，则其为诗，定有以感天地而泣鬼神耳”。(曾灿《过日集·凡例》)朱鹤龄则说：“诸君子生濡首之时，值焚巢之遇，则触物而含凄，怀清而激响，怨而怒，哀而伤，固其宜也”。(朱鹤龄《愚庵小集》卷八《寒山集序》)国难邦危，家亡人散之际，诗人之沉哀深痛有不期然而然者，而这种人生遭遇、感情经历与杜甫在安史之乱中写作那些为后世推尊为“诗史”的诗作时的心境、经历颇为相似。故而士人在理论上接受诗史说，在创作上受诗史体影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以前明人往往以诗史体感情过于激烈，有违于温柔敦厚之教而排斥诗史说。而一旦自身与杜甫有着相近的经历，于杜甫之深哀巨痛能感同身受，士人就不再排斥诗作中的强烈感情，甚至开始为之辩护。前引钱秉镫、申涵光对温柔敦厚的辨正就是如此。再举一例。
杜溶《跋黄九烟户部绝命诗》云：“夫一部《离骚》，缘嗔而作也；故屈子不嗔，则无《离骚》。由是，武侯不嗔，则无《出师表》；张睢阳不嗔，则无《军城闻笛》之诗；文文山以嗔，故有《衣带铭》、《正气歌》；谢叠山以嗔，故有《却聘书》。”(杜溶《变雅堂文集》卷四《跋黄九烟户部绝命诗》)杜溶认定并高度评价《离骚》乃缘嗔而作，也即肯定了“愤怒出诗人”，这与温柔敦厚相去甚远。由此也可见，士人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接纳诗史说更多的不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而是一种不期其然而然的结果。谈迁的一段话颇能代表当时许多士人的创作心境：“呼天号地，与夫请缨击楫之壮志，荒荒赚赚，业已归之山河，嘘为长虹，激为寒涛。今偶存者，仅纸上之余痛枯梦也。”故国身影日远，复兴之梦无望，士人惟有向纸上寻觅“余痛枯梦”，聊为慰藉。万泰的一段自白也颇可注意：“人伦凋丧，家室飘摇，晨风暮雨，呼天抢地之余，时把《离骚》一卷向水边林下低回而读之，不知涕之无从也。痛恤沉忧，荒忽烦乱，出无以为欢，人无以为语，有怀耿耿，不平思鸣，始有意于学诗，而已老矣。……仰天而叹，不意离乱遭难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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