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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阙”——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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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1: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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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诗文于钱谦益，“颇得其笔”，论诗亦近于钱氏。以往论诗史但知以诗证史，而不知诗亦可补史之阙。官家修史，“但纪事功”，而于存于人心中之史忽焉不察。亡国人物，亲历丧乱，深谙兴亡之感，饱尝家国之恨，当其身与时俱逝，他们的诗歌就往往成为破解当时历史的密码。屈大均名其草堂日“二史”，“二史”，即诗史杜少陵与心史郑所南。以二史名堂，其论诗之旨大略可知。屈氏之言道：“君子处乱世，所患无心耳。心存则天下存，天下存则春秋亦因而存。不得见于今，必将见于后世。’(《书逸民传后》)这里，屈大均提出了亡国之际士大夫以心存史的使命感问题。亡国之际，文献或焚销于劫火，或散落于人间。此际士大夫如若不注意以心存史，则百年之后，一代之历史将付诸阙如。而以心存史的意义又绝不仅在保存一朝一代之史，还在于保存与弘扬汉民族文化，也即大均所说“道存则天下存”、“心存则天下存，天下存则春秋亦因而存”的言外之意吧。陈陆溥论遗民的一句话可作为大均之论的注脚：“(遗民)其身不啻沧海之粟，而纲常系之，诚有见于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陈陆溥《离忧集序》)杜溶《程子穆倩放歌行序》云：“国固不可以无史，史之弊或臧否不公，或传闻不实，或识见不精，则其史不信。于是学者必旁搜当日之幽人悫士局外静观所得于国家兴衰治乱之故，人材消长邪正之数，发而为诗歌古文辞者，以考证其书。然后执笔之家不得以偏颇影响之说以混淆千古之是非。非漫作也。故世称子美为‘诗史’，非谓其诗之可以为史，而谓其诗可以正史之讹也”。诗与史本自殊途，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诗与史又非毫无干系。国史常因臧否不公、传闻不实、识见不精等原因而不十分可信。而当时之幽人悫士于局外静观、潜思默想，往往于史实有所洞见，而可以正史之讹。明代史学之荒疏，有过于前代。张岱曾说：“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虚妄之世界”。张岱本人即不满有明一代史虚妄失实，亡国以后自窜于荒山野岭，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仍坚持完成其史学著作《石匮书》。阎尔梅也说：“圣人以史尊王，学者以诗代史，其义未尝不可窃取也”。(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二《帝统乐章序》) 明末清初人物关于诗史说的言论大致如此。在明代颇为沉寂的诗史说，此时突然为士人所瞩目倾心，其中原委耐人寻味。笔者以为这首先当与明末以来尊经复古、崇尚实学的学术取向及儒家诗教精神的复兴有关。明末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交困，国势岌岌可危。“万历中叶以后，朝政不纲，上下隔绝，矿税横征，缙绅树党，亡国之象，已兆于斯”。当时有识之士无不重忧深虑之，思欲振奋，挽狂澜于既倒。中国向以道德人心治国，上找原因。故一时士论皆以为必当先正人心，途径则是通经学古，以求力返先王之雅政。陈子龙曾批评当时士风道：“方今士大夫之大患在于平居多逸乐之心，不措意天下事，朝夕问田宅、近妇人而已。”(《安雅堂稿》卷三《徐职方诗稿序》)强调当“正经以维心术”、“移风易俗，返于醇古”。(同上，《皇明诗选序》)钱谦益说：“数十年以来，持国论者，以钩党禁学为能事，驯至于虏寇交讧，国势削蹙，朝廷之上，唯无通人硕儒，通经学古，修先王小雅之政教，是以若此。”(《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九《太仓张氏寿宴序》)
力主“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同上，卷二十八《新刻十三经注疏序》)晚明学风空疏，士人往往束书不观，务为空谈。钱谦益直斥世之“离经讲道，空谈心性”为“俗学”，(同上)陈子龙则以为世有三患，其一即为“士无实学”。(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卷二十六《经世编序》)而当时东林党人，复社、几社诸子无不约为尊经复古之学，以图激励收束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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