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如一些学者所说，康熙在位期间也曾热衷了解西洋文明，且十分宠信汤若望、南怀仁两位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注: 传教士基本指的是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虽然有些宗教，很少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对他们掌握的西洋历法兴趣尤为浓厚，曾让王公大臣兴致勃勃观赏中国天算家、回回天算家和西洋天算家推算一次日食的比赛，最终以南怀仁、汤若望误差仅5分钟取胜。但毋庸讳言，其认识程度依然停留在前朝万历皇帝的水平，一律以“奇技淫巧”视之，不过满足一下好奇心或充当宫廷生活的小点缀而已。西洋文明的核心是什么？乃兴海强国。而出身游牧部落的康熙及其执政团队，与以往用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群体一样，此时最向往和最关注的是尽快融入两千多年来的华夏农耕文明，大江南北的被征服者也热衷于用孔孟之道改造这帮原始落后的狩猎者，用古老文化同化征服者，以平衡原本极不平衡的心态。因此，面对西洋诸国从海路纷至沓来，大洋彼岸的商船、兵船都在猛烈叩击中国的大门，朝野上下皆置若罔闻。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纸迁界令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海洋资产，人为地将好端端一个海洋国家变成沿海地带渺无人烟的“内陆国”，为日后西方列强大举入侵腾出广阔空间。

笔者与一些专家、学者讨论过，禁海与迁界，最可怕的还是作茧自缚，禁锢了整个国家的眼界和民族的思维活力。偌大一个中国居然可以数百年躲进“蜗牛壳里”，闭眼不看欧洲大航海带来的世界巨变，津津乐道着“天不变道亦不变”，最有头脑的知识阶层也都钻进故纸堆里，一拨接一拨掀起训诂热、注经热、整理国故热……不但远离了海洋，也远离了现实。如果说，当年朱元璋[注: 大明太祖高皇帝（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为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姓朱，讳元璋，汉族。是继汉高祖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出身的君主。]以狭隘的田园意识颁布“禁海令”，让中国成了世界大航海的落伍者；那么，康熙以狭隘的游牧意识推行“迁界令”，则种下了让中国蒙受西方列强扩张海权的苦果。一心想把中国变成“日不落”帝国“茶园”的英国人，很快就要用他们的近代文明成果和海洋思维方式，与我们的乾隆爷面对面了。

（本文摘自《最后的海洋与迟到的觉醒：激荡中国海》，王佩云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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