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宗教团体。随着民初教会势力的蓬勃发展，教会对孔教也是重拳出击。自孔教会上书国会始，天主教、基督教等教徒，或以教会组织、或以教民身份，纷纷撰文、通电反对国教，而孔教非宗教，则成了教会组织及教徒反对国教的普遍理由。

耶教徒艾知命驳斥孔教的理由囊括了嘈杂的反对声中的主要观点，艾氏认为，“我国五族共和，教统庞杂，教体万难统一”，“于群教并行之中，无端而举一非宗教者，立为国教，是何异于续凫断鹤”，且“儒术本非宗教，而乡曲迂儒或有守之太过，基督教之输入，教案由此而兴”（注：艾知命：《上国务院及参众两院信教自由不立国教请愿书》，经世文社编《民国经世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498)，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142-5144页。），文中暗示若定国教，将有教争与教案发生。同时，在基督教的喉舌刊物《圣教杂志》上，也屡屡刊载非议孔教的文章，否认孔教是宗教。（注：张百禄[注: 张百禄 字受之，号传山，沧州（今河北沧县）人。赐宁子。官江苏兴化县安丰巡检。]：《孔子非宗教家》，《圣教杂志》第2年第12期。）

　　　　三

剖析以上辩论双方之言论，不难发现，辩论的实质非落实孔教是否宗教，或属于什么形态的宗教，而是围绕着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能否在新体制下存在的命题而展开，这亦是该讨论之所以发生在民初的根本原因。对孔教或褒或贬，实则是处社会转型时期，不同政见、学术立场、宗教团体对传统文化的不同认知。无论是孔教会、支持孔教的军阀、传教士，还是反对孔教的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甚至包括袁世凯[注: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1909年辛亥革命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16年1月1日，]等政界人物、孔社、外教组织等，均是处此政体变更之际对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不同思考。
第一，孔教会人士提出“昌明孔教，救济社会”，模仿基督教进行宗教的内外在建构，借宪法以确定孔教权威，将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挽救道德沦丧与寻找传统文化出路结合起来，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儒学在新政体下合法权威。

民初，康氏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不仅使政体变更，同时也使“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凌夷，法守堕鐸，礼俗变易”，使国人“不知所师从，不知所效法……”（注：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98-799页。），在意识到建立共和政体、废除尊孔读经，将必然导致传统失落及普遍意义的信仰危机的基础上，康意识到重塑一套亲和于国情并相配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意识形态作为国人的价值目标与精神寄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孔教会藉孔教重建国人信仰体系，然其思路是藉此开启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路向。梁启超曾说其师是基于“民俗历史”而建立孔教，而康自己亦说国无论大小，“莫不有教”，“教宜何从，审其历史风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则可以致乱，如是则置之”（注：康有为：《孔教会序一》、《孔教会序二》，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32-739、733-736页。）。显然，康氏在历史文化延续性的前提下，利用儒学信仰层面的合理内核，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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