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教方案乃是康有为等基于统一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而国家因儒家思想[注: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但并非指宗教，或以其为宗教而称之为儒教。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的衰败生存面临巨大威胁的认知前提下提出的，故国教成了走出困境的“功利主义”（注：（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注: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成立于1912年的民主共和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08-409页。）的选择。萧公权[注: 简介 中国现代政治学家。字恭甫，号迹园，笔名巴人、石沤、君衡。江西省泰和人，幼年就读于私塾。1915年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说康氏在戊戌时期就已确信，中国若丧失传统，“民族将无可认同。保全儒教与保全帝国一样重要”（注：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89页。），而在康氏反复强调的“保国、保种、保教”中，“保教”是其强调的核心。民初，康则谓孔教即“国魂”，“亡莫大于国魂亡，而国亡次之”（注：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97页。），国魂在，国亡也有复兴之日。而陈焕章也反复强调“孔教之废兴，即吾国吾种之存亡所系也”，孔教亡，“则国家必亡，社会必乱，种族必灭”（注：《经世报》，第1卷第1号、第4号。）。

国性之谓，也在梁启超的关注中。1913年，梁宣称国性凝集于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中，国性的衰败，将严重的威胁国家的生存，强调孔教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宝贵的统一体，中国必须在其国民性的基础上，恢复其传统的道德规范，否则中国将灭亡。（注：梁启超：《国性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9。）尔后，梁数次强调国性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并断言“吾就主观方面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注：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第1卷创刊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5辑(541)，台湾文海出版社。），而不亡之原因，有孔教在。因为，“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搏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弊，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注：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中国国民者何，欲昌明之其道何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3。）基于上述三点，可以说，尽管作为策略——提倡孔教在当时有阻碍新思想、客观上支持帝制复辟等应被坚决否认之处，但作为策略要实现的目的及策略的部分内涵，却并非绝无意义可言。而且，就当时反对孔教的人中，随后也逐渐意识到孔教会关注宗教、填补信仰真空的必要性，这反证出孔教会建立国人信仰的合理性。如蔡尚思在20世纪初请陈焕章校阅其所著之《孔子哲学之真面目》一书，当陈对书中不认同孔教之处向蔡提出异议时，蔡答曰：“孔子之教，并非释耶一类之宗教比也”（注：蔡尚思：《孔子哲学的真面目》后附《师友商谈录》，收入1935年3月再版。《民国丛书》，第四编·2·，上海书店。），反对孔教是宗教，但后来，蔡尚思一改当初之观点，“才觉得以前说的‘孔子不是宗教’，未免错了。说‘孔子起了比某些宗教还要大的作用’，还是对的”（注：蔡尚思：《儒教是宗教》，《文汇报》200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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