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文化运动人与孔教会争锋相对，表现了民初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注：董士伟：《新文化运动与“孔教”观——评康有为、陈独秀之间的一场争论》，《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60页。），既是对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是在新政体下是否需要传统问题的不同回答。

孔教会提倡孔教，客观上支持了政治倒退行为，使孔教与帝制脱不了干系，这使新文化运动人认识到政治革命[注: 革命的本义是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关于政治革命，列宁有过明确的解释。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之所以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乃是因为在共和民主这块招牌下，仍然是君主专制的旧思想、旧观念，因此，新文化运动人对传统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倡导科学、民主，讨伐传统文化。孔教会与新文化运动人之间的对立，凸现出民初两大阵营对传统文化迥异的文化价值取向，前者以保守传统求发展，后者以破坏传统求发展。

对孔教会倡导孔教，无论是孔教的宗教形式，还是内容，新文化人是鞭笞不遗余力，但后来对宗教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此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孔教会要实现的目的：整合国人意义世界的必要性。新文化人最初的口号是科学、民主，反对包括孔教在内的一切宗教，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其方案的偏颇，诚如余英时所言：“民主与科学绝不能穷尽文化的全幅内容。道德、艺术、宗教等等都需要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但并不能乞灵于民主科学”（注：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的变迁》，李泽厚、庞朴主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7页。）。事实上，“穆小姐”(moral)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人认识到道德领域的问题不能仅靠科学民主，后来相继提出“科学代宗教”、“美育代宗教”、“以不朽代宗教”（注：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2)，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259页。）等方案，已说明新文化人意识到排斥宗教的不妥（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

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这场争论虽已成为历史，但给我们留下了文化建设的历史借鉴。有关孔教的讨论，至今仍存在于国内学术界，也有学者认为“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注：蔡尚思：《儒教是宗教》，《文汇报》2001年7月28日。）。而在海外，有关孔教的争论也未间断过，因此，20世纪初关于孔教的讨论，其蕴含的历史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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