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曹植说“辞赋小道”，鲁迅认为大概是违心之论，一是因为他自己诗文写得好，所以敢说这话，二是他的人生目标在于建功立业，政治上不得意，“遂说文章无用了”。

叶嘉莹认为，在“文学的自觉时代”，曹植的觉醒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他对中国语言文字特色的反省和把握上。从曹植起，诗人们就开始自觉地注重诗歌的对偶、铺排和雕饰。这虽然导致齐梁诗歌的雕琢，但从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应该说，曹植的创作实践开辟了新风尚，引领了后来的诗歌潮流。谢灵运[注: 谢灵运（385年－433年），汉族，浙江会稽人，原为陈郡谢氏士族。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小名“客”，人称谢客。又以袭封康乐公，称谢康公、谢康乐。]夸曹植“才高八斗”，钟嵘抬曹植贬曹丕，都是因为他们是曹植的追随者。

而王夫之贬曹植抬曹丕，原因也在此。他认为曹丕“精思逸韵”，别人学不来，所以反而忽视；而曹植“铺排整饰”，那种对偶和词采，可以学得来，就像有台阶，可以一步步效仿，所以推崇他的人多。

“二曹”才华孰高孰低，至今难有定论。但没有疑问的是，他们协力创造了光耀千古的文学成就，让那个时代成为中国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上重要的枢纽。（姚伟 学术顾问 洛阳师院教授、副院长 张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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