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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承接孔子儒家音乐思想 认为音乐即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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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3-14 9:49: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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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辞亦贵能赏其音，高声朗诵，乃始得之。”音乐有轻重缓急，人生有悲欢离合。白居易[注: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晚年曾官太子少傅。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琵琶行》中，歌女弹奏琵琶“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杜牧《泊秦淮》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等，都是用音乐来比喻人生境遇。故钱穆提出，“音乐乃实际人生中一部，非超人生而独立”。音乐与人生息息相关，音乐是人生的一种艺术表达。
钱穆还对中西音乐进行比较，认为西方音乐重技巧，中国音乐重情味，而中西音乐的差别，究其深层的原因乃是哲学思维、哲学观念的不同，由此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中之音乐，乃在中国之传统人生中表其情味”。中西音乐不同的表现形式及表现手法给欣赏者的感觉也有所不同。钱穆指出：“惟听西方音乐，如智者之乐水。听其一进行曲，正如有人在进步向前。听中国音乐，则如仁者之乐山。‘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天地生人，中西双方性格不同，情味亦异。”认为西方音乐重在模拟自然，人与自然是分开的，而中国音乐则重在表现情味，人与自然交汇融合，不分你我。
1941年，钱穆在《大公报》上发表《改革中等教育议》，阐明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他首先肯定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儒者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以今日学校课程言，体操唱歌即犹礼乐。衡以儒家理论，此两科当为学校教育之最高科目。日日必修，不可或缺。师生并习，无分上下。”并就礼乐的轻重在课程中的比重谈了自己的见解：“大抵初级中学应以乐为主而礼副之，高级中学则以礼为主而乐副之。”接着，他谈到音乐教学中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思想：“初级唱歌，宜多制发扬蹈历之辞，继以宏大和平之旨。以大合唱为主，以舞蹈进行为助。务求活泼动荡，开拓其情趣，畅悦其胸襟。而又辅之以晨夕之劳作，健身之游戏，以及郊外之远足。至高中则以严格之军事训练与大规模之山林眺览夹辅并进，而以竞技运动与庄严肃穆之歌曲辅之。其他如童子军青年营等训练，皆当切实重视，不得目为课业余暇之消遣与点缀。凡学校师生生活，皆当以礼乐为中心，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慧为目的。而知识技能之传习，则降而次之。”针对这样会造成学生学业下降的质疑，钱穆认为：“不知苟其人体魄完固，精神充健，意志定而情趣卓，则智慧自开敏，知识技能虽粗引其绪，他日置身社会，自能得路寻向上去。”
钱穆与音乐的情缘，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和美育实践从侧面说明，20世纪上半叶，有很多非艺术专业的知识精英关心、关注，并试验、践行音乐美育，他们的艺术及美育思想直接导致中国百年音乐教育思想的滥觞，并在实践层面为近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建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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