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对《系年》与《平议》的介绍，对于治先秦两汉学术的精专之士而言，或许卑之无甚高论，其“门道”也只有真正的内行才能彼此心领神会。不过，如今重印重读钱先生这两部专业性极强的考据著作，所思所得当与往日不同。联系目前学界的情况，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启示值得申论。随着地下材料的不断出土，钱先生两部书中的具体结论容或有所损益，但以下两点启示则超越了先秦两汉学术史以及考据学的专业范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目前史学界的主导方向可以说是“走出疑古时代”。作为对当年“古史辨”派极端疑古思潮的回应，这一方向可谓八十年代以来反思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思潮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既更为理性，也获得了考古材料的支持。在当今史学界反对“疑古”倾向，可谓大势所趋，可是在“疑古”思潮风行，“古史辨”派当令的三十年代，若能不为风气所转，客观地从事古史重建的工作，便属难能可贵。而从这一学术大势变迁的角度来看，《系年》重建先秦诸子的学脉，恢复战国史的本来面目，正可谓力抗时俗，着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先鞭。其实，随波逐流，为世所转，固然难以在学术思想上卓然自立，而刻意不与人同，动辄逆势而为，好为标新立异之说，也不免因“我执”太重而同样不能海纳百川、真正有所成就。钱先生自谓有时“疑古”更甚于顾颉刚，所谓“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舜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但钱先生之所以终不偏于一味疑古，发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先声，正在于一种平情、客观与深入的态度，所谓“疑古终当考”，根据考的结果，当疑需疑，当信则信，“疑”与“信”并非对立不容。而只要本此态度积学深入，不凌躐蹈虚，象钱先生撰写《系年》那样，终能真正有所建立，既不为世风流俗所裹挟，亦不为其所反激。这种平情、客观与深入的态度，不惟治史所需，恐怕是研究各门学问都应当奉行的。

有人曾说九十年代以来学界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指出学界的重点由思想转趋学术。此说不失为正确的观察。而作为纯粹考据学的著作，《系年》与《平议》目前的重印，似乎也恰恰印正了这一说法。提出此说者或许不纯然是事实描述，而有不以为然的价值判断。但依笔者之见，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热固然新见迭出，但由于尚缺乏中西学互动交融基础上的深厚积累，以至在许多方面遭受尚未超越“五四”之讥，亦在所难免。如今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广泛，学者不忙于造论立说，而先植学问根柢，为思想上真正的综合创新奠定基础，实可谓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事实上，学术与思想本非截然两途，学术有待于思想的提升，思想则需要学术的充实。缺乏学术上的严格训练与深厚积累，很难真正提出睿见卓识以度越先人、外人，不免以管窥天。钱先生后来著《国史大纲》，晚年撰《朱子新学案》，与胡适、傅斯年[注: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等人所代表仅重考订史实的所谓科学史学异趣决裂，批评后者“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注: 民族国家是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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