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太平”的形势，使朝野上下滋生一种思想认识：“祖宗之法”是“良制美法”，因而是永远不可更改的。其实，了解历史的人都明白：世上哪有永远不可更改之法？

“祖宗之法”在赵宋王朝的初年，即太祖、太宗时期，确实发挥了治国安民的良好效用，但是，到了真、仁、英、神、哲、徽、钦，以及金兵入主中原，南宋偏安一隅[注: 词语注音偏安一隅 (piān ān yī yú) 词语解释偏安：偷安；隅：角落。在残存的一片土地上苟且偷安。 词语出处晋·陈寿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 《汉晋春秋》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变化，再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就僵化了，就要四处碰壁了。

事实上，到了宋仁宗（第四任皇帝）掌政时，全国性的社会风气就已悄悄地产生了许多弊端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大大弱化了军队的战斗力，面对西北边境强大起来的西夏、契丹以及后来的金人武装进攻，屡打败仗。由于姑息政策的演化，到真宗（第三任皇帝）时，对贪官就一个不杀了。

由于官僚机构[注: 官僚机构问题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是凭他对摩塞尔地区饥馑时期国家行政机构运转失灵的亲身体会，]叠床架屋，任职而不干事的官员越来越多，只靠熬年头，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便可提职提薪，高官们还有“恩荫”的特权，其子孙不用任何条件，就可得官位。政以贿成，十官九贪已见怪不怪。“冗官”、“冗费”、“冗兵”的“三冗”现象出现了，到仁宗（第四任皇帝）宝元元年（1038）“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宋史·苏舜钦传》）。

社会风气大不如宋朝初年了，人民聚众起义也开始一伙接一伙了。

在这种形势下，仁宗把志在改革的范仲淹召进朝廷，任参知政事[注: 参知政事原来是临时差遣名目，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十一月，以李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始正式作为宰相官名。到宋代，则演变成一个常设官职。]（副宰相），改革弊政。但是遭到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反抗，他们先是诬蔑改革派为“朋党”，继而造谣说范仲淹等要废掉仁宗皇帝。于是仁宗皇帝一改支持“新政”的态度，范仲淹等受到政治清算。

仁宗皇帝这一反复，大坏了官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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