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纵观科举史，官员徇私、子弟舞弊的现象从未断绝。甚至前面所说宋代“牒试”制度，原为约束官员子弟应试，但在实际中却演变为对官员子弟的特殊照顾。这也告诉我们，权力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钻空子、搞腐败。而这也正是官员子弟受到人们质疑的客观基础。其实，张居正也并非不清楚他的三个儿子中试所引起的社会非议，对此他辩解说，“国家既然独重进士一科，则大臣子弟纵使有卓荦奇伟之才，若不参加科举考试，终不能进入宦途，为国家贡献才能。因此，人们所说大臣子弟不应与寒士争功名，在前代或许可以，在如今就不适用了。”张居正的辩解看似不错，但实际上却是在偷换概念，因为人们反对的并不是官员子弟应试本身，而是愤慨于他们以权谋私[注: 成语以权谋私 发音 yǐ quán móu sī 解释 以：凭借；权：权力；谋：谋求；私：私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示例 要坚决打击以权谋私的犯罪分子。]徇私舞弊的行为，而对于那些洁身律己者，人们只会报以敬意。这里不妨以曾国藩[注: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两个儿子的应试经历作为比较。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被曾国藩评价“天分甚高”，但时运不济，三次参加会试皆未能中，在这过程中曾国藩不仅没有为他打过招呼说过情，反而在曾纪泽心生厌倦提出退出科场转攻西学时，慨然表示同意。后来曾纪泽凭借自己的努力，终成晚清著名外交家。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第一次到长沙参加乡试时，曾国藩已然节制东南半壁江山，位高权重，然而他却在考前写信给曾纪鸿，告诫儿子“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发榜之前再度致信曾纪鸿“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自然，曾国藩也从未就曾纪鸿应试一事向主考官打过招呼。那次考试曾纪鸿最终名落孙山，以后尽管多次应试，也未能考中进士。相比之下，张居正三个儿子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说其中没有“猫儿腻”显然是不能服众的。

　　总之，古代科举制下，人们对于高官子弟应试的关注，实质上是对权力滥用的担忧。而解决这一问题，不外乎以下几种手段：一是权力拥有者自我的约束，二是更高一级的监督，三是制度的制约，四是社会舆论的监督。考虑到如前所说，权力的一大特性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钻空子、搞腐败，这四种手段必须同时运用，才能构筑起防范权力滥用的“防火墙”。如今公务员在录用、晋升上大多运用了考试这一方式，而另一方面，关于官员子弟“萝卜招考”、“内定应试”的新闻不绝于耳，甚至引起人们对于“官二代”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重视增强考试的公开、公正、透明，避免原本为促进阶层流动的这一制度设计演变为所谓“拼爹”游戏，让那些出身寒门者拥有平等地站在考试这一起跑线上竞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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