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是中华书局发展史上又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恢复建制之后，一大批重要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论著相继出版，诸如《中华大藏经》这样的古籍整理工作也开始启动。1979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钱钟书的《管锥编》，虽然是一本并不容易读懂的砖头般的学术著作，但还是受到读者追捧，也令海外学界为之震动。1982年5月，黄仁宇[注: 黄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战争爆发后，]的《万历十五年[注: 《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在1976年夏著成的一部经典历史著作。该书不仅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价值。]》出版，这本书不到二十万字，从审稿、修改、看校样，直至出书，竟用了三年时间。该书首印两万七千余册，很快便销售一空。黄仁宇在国内乃至东亚等更大范围内的大名，也随着中华版《万历十五年》的出版而奠定。

    1980年代是一个人人如饥似渴享受精神盛宴的年代，中华书局以《管锥编》、《万历十五年》这样的重磅出版物满足了读者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也更加确立了其传统文化出版重镇的地位。

    然而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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