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骂人和不识时务，既有性格因素，也有文化渊源。当他口出狂言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话会出于一个白面书生，江南才子之口，细察之下，方知这是魏晋狂士之遗风。在治学中他自称，最喜欢的是庄子，可他不书一言；着力写的是他疑惑的东西，力求以研究澄清自己的疑虑，并晓之于众。质疑、解惑、求知，这是他治学的境界，学问做到这一步，才可谓真正的科学精神，唯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创造性的研究。有个学生送给他一幅对联：“毒眼看世界，辣手做文章。”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为人和治学风格。岂不知，他的为人与做学问如出一辙，把学问当作人生，若痴若迷，以致学问与人生混沌不分，做学问不妨处处质疑，为人处世哪能与人为难，难以与人共事？然而这就是他！性格使然。
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在舆论一律、思想一律的时代，都已习惯相似相近的人事，凡有出格者都视为异类，甚至加以排斥。坐井观天看人，将人看成一种模式，这已成为思维定势。殊不知，这世界上山川日月，斗换星移，天地之间最为丰富多彩的是人，是人的面目、性格、心理和情感，在人群的汪洋大海中，你能找出两个面目一模一样的人吗？除非是双胞胎，13亿人口就有13亿模样，岂能以有限的个性模式来评论最复杂的人！古往今来，凡是高才俊逸之士往往伴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或怪僻，庄子的狂放、嵇康的怪异、李贽[注: 李贽（1527～1602）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李贽一生曾用过的名号众多，还有笃吾、百泉居士、宏父、思斋、龙湖叟、秃翁等。]的反叛、袁枚的荒诞，直至民国的章太炎、辜鸿铭等等，种种毛病可以找出一罗筐，可都不妨碍在学术上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样的人也许就在你的身前身后，请理解这样的个性，像谅解前人一样，宽容身边的人吧。
虽然他常有出口伤人之处，但为人还是有底线的。文革前夕他是上海写作组“罗思鼎”的成员，我也被借调到中宣部参加拟定“二月提纲”的工作。上海和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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