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两种资源的支撑之下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史学，一是中国的传统学术，一是西方的、特别是欧洲学术的影响。”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看来，西方史学的影响非常之大，但长期来看，中国学界对西方史学的了解是比较局部和零星的，对西方史学发展脉络的贯通性的梳理，正是复旦学人多年奋斗的结晶。“从梁启超的新史学一直到今天的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对于西方的史家、史学著作、史学思潮，我们都从不同的著作当中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有所了解，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办法看到全貌。”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研究员表示，从这个意义来说，《西方史学通史》的出现，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推进善莫大焉。

    《西方史学通史》的撰述在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体例、著作，几乎全部是从国外原始材料啃出来的，很多地方是在没有成果的基础上踏出来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八年也是对我们团队的考验，我们经过几次挫折，但终于坚持下来了，有无数艰难、困惑。”张广智先生说。《西方史学通史》第三卷中世纪时期著者、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赵立行曾对张广智先生言道，“这是我经历的学术生涯当中最艰苦的一次，我写着写着要哭出来了”。“赵老师是个硬汉子，男儿有泪不轻弹，他跟我两次讲过这个话，可见其艰辛。”张广智先生以“八年抗战”戏谑写作此书过程中的艰难。

    当下的中国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缘何“不差钱”而“差学术”？从《西方史学通史》的撰述过程来看，学者们对待学术的责任心、毅力，“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恒心正是关键。“我们每个人都在各种各样的诱惑下，包括学术的诱惑。比如哪个时期什么比较热我就去做哪个，蹦来蹦去，对专业研究是很大的浪费。”胡逢祥说。其次，出版社的坚持。“复旦大学出版社能够有这样的魄力，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来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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