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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场中的肥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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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4-23 10:06: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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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一年就更换，还让京官中的所有司级官员都作为候选人。乾隆帝曾经讲：“税关关差之选，在京满汉司员人数本多，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说白了，就是这种肥缺应该让大家利益均沾。另外，在所有候选司官的划分比例上，也是满人占优，是汉官的4倍。
某些职位为什么会成为肥缺
某些职位为什么会成为肥缺？并非仅仅因为其经管钱粮，而是有着制度性根源。清代职官，尤其是地方官，在赋税征收与用项上，普遍存在私用与公用区分不清的弊端。其起因是官员的低薪制以及公用经费存留过少的问题。
清代官员的俸禄是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王朝中最低的。以知县为例，其年俸银45两，米23石。作为一般百姓，这等收入足可维持一家生计。但清代知县、知州等，因为属下佐贰、杂职设置较少，多需要雇请幕宾（俗称“师爷”，当时有“无幕不成衙”之称）及定额之外的胥吏。一个幕宾，每月就得付给十几两至几十两银子。更何况需要雇用的胥吏较多，因为额定的书吏、衙役等三班、六房人员根本不够用。办公费用不够，于是便用各种名目私派加征额外赋税。
最初主要以“耗羡”（以征收的碎银上交时需融化铸成大锭元宝而有火耗，或征漕粮有鼠吃等损耗为由）名义征收，这种加征也为皇帝所默许。加征的普遍存在，模糊了清代官员清、贪的界限。私自加征有了正当“为公”的理由和借口，加征多少，全在当官的自己，清廉者自律而节制，贪劣者则尽可能多征以中饱私囊。前任官加征的数额，又成为以后的惯例，而且有增无减。即使清廉者接任，为顾及后任者，免遭非议，也不轻易裁革。于是，这种加征成为延续性的潜行惯例。
耗羡还作为“规礼”用于贿赂上司，上司由此也就默认乃至纵容下属的加征，这在清代同样形成惯例。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均无佐贰官，布政使、按察使虽设首领官（总管杂务）、杂职官[注: 官级分类 明、清官阶均分九品，每品又各分正、从， 名称说明 从九品为最低级，与其他未入流并称杂职官。-zazhiguan]，而额缺很少，督抚、道员则无首领官、杂职官。这些长官多不直接经征税收，其自雇幕宾之费用及其他办公经费，则来自下属征税官或有关官员的馈送，也称为“陋规”，这种陋规远超收受者的实际“办公”用项。陋规是规礼的专门用语，“规”字，说明它已成惯例，而“陋”，又表明它并非明定之规。前述江浙等省州县官、道员及督抚等，所以成为优缺、肥缺，不过是这些地方经济发达，可征收及用于上下馈送的陋规较其他地方丰腴。
并不彻底的改革
陋规盛行，加重官场的腐败，雍正帝[注: 雍正-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清朝第五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1678年12月13日）寅时，为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乌雅氏。]上台后曾进行过一次改革，即所谓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其规定陋规耗羡之征交公，以这部分收入增加官员正俸之外的薪金，称为养廉银。但这次改革并不彻底，多征的部分仍名为耗羡，允许官员征收，而不作赋税正额，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耗羡的合法性。另外，虽限制耗羡额度，但数额又不明确，这就为以后贪官的加征留下了漏洞。再有，在并无明确定额的耗羡之征之外，还有以“公用”名义私征的情况。所以，这一改革并没有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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