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作者这一观点——单纯的生物学观点，作了他的罗盘针，一切以恋爱为艺术的主要主题的作者都是这样，他只看到一切生存竞争的动物性，而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段阶级斗争意义，我们作者这一罗盘针是需要改造了”。他还写道：“一大群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或出身于封建世家，或出身于买办宝殿……这是作者笔下人物的阶级性而徘徊于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封建主义[注: “ 封建主义”本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便是封建社会。对于“ 封建社会”定义的阐释，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理解不同，]相互交融的空间里的人物，除出向上摸索，努力抱住官僚主义的石柱，或喘息于买办主义的大厦里面外，就没有他们的路，没落是他们唯一的路，作者没有有意告诉我们这一点，而我们是可以得到这样印象的。”熊昕更指责作者脱离大众的态度以及不敢正视现实与人生的创作动因，认定这书依旧是失败的，而它的效果，甚至是有毒的。
正当接受者欲就《围城》的文本价值展开进一步交锋时，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钱锺书与他的《围城》随之沉入地下，《围城》的接受也陷入沉寂。直到30年后——1979年，夏志清专章称赞钱锺书其人其文并高调断言“《围城》是中国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后，才重新激活并促成了内地钱锺书与他的《围城》研究的反冲力，《围城》的接受从此步入正常。
文学接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精神活动，对《围城》出现的接受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并非不可理喻，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在学理的层面上进行，而不是哗众取宠，赚人噱头。《围城》出版初期的争鸣风波中，接受者的肯定性视野虽然未必都令人信服，但从学理的层面上进行阐述的实事求是之意还是尽显其中。否定性视野则缺乏学理，或夸大，或歪曲，尽显哗众取宠之心，除了暂时赚取部分人的眼球外，实无可取之处。因此，它们很快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也是势所必然。当然，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有极个别的接受者对《围城》采取批判的态度，但对于此，人们除了将之视为闹剧外，没有太多的想法，更没有具体的回应——也无需必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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