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本后流落日本，1933年周叔弢从日本东京文求堂将其购回。周氏跋文中载购书经过：

　　“癸酉正月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著录宋、元、明本，凡百余种……尤以北宋本《通典》、绍兴本《东观余论》为最罕秘，盖海内孤本也。《通典》索价一万五千圆，余力不能赎，乃以日金一千圆购此书归国，聊慰我抱残守阙之心。”

　　周叔弢收书之时外侮日深，值日军攻陷山海关后向华北步步逼近。故他感慨当时情形，称“边氛日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他收此书乃“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其爱国深情，寄于笔端。

　　此后，他又筹款陆续从文求堂赎回元本《黄山谷诗注》、汲古阁影宋抄本《东家杂记》等书。对于宋本《荀子》、《管子》等无力赎回之书，他曾多次表示痛心和惋惜。他的举动，黄裳先生称赞道“其意甚壮，其情可哀。爱书与爱国，同是一事。”

　　周叔弢先生认为文物古籍为“天下公物，不欲子孙私守”。1952年8月，他将数十年精心收藏的700多种珍贵善本古籍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此《东观余论》即在其中。先生高风亮节，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