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李畅然的《清代〈孟子〉学史大纲》一书。此书之研究对象虽仅限于有清一代之《孟子》学，其意义却早已超乎断代学术史的界限。尤其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种种研究方法与理念，足可为类似的学术史研究树立范式，提供借鉴。

    在本书出版之前，已有学者专门针对“清代《孟子》学”这一课题撰文著书，但均采用了“以例代史”的做法，选取若干代表性著作进行专门研究，以此梳理出清代《孟子》学之概况。但这些所谓的代表性著作是否真能代替清代《孟子》学的全貌呢？当我们面对清代流传至今的数百部《孟子》学著作时，这些散点研究的价值又当如何估量？一旦提出这两个疑问，我们便能够发现《清代〈孟子〉学史大纲》一书的意义。因为此书最引人注目之处即在于对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把握。

    为此，作者不惜花费四个月的时间爬梳前人书目和现有的馆藏信息，从中整理出2500多条版本及馆藏资料，共涉及清代《孟子》学著作863种（详目可见书后附录），其中作者亲加目验者就有100多种。作者正是在这一扎实的基础上开展对清代《孟子》学史的整体描摹的。作者之所以不满足于散点分析的著史方法，而以目录探查为基础，实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古人在提笔著述之时，会直接地受到前人和他人之著述传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过去的研究当中较多地偏重于名家名著的影响，何况所谓‘名’又多以今人[注: 今人 拼音： 解释： 现代的人；当代的人。-jinren]的眼光来确定。目录学使我们的眼光跳出传统的学问大家的范围，跳出传统的义理与考据对垒之成见，从而更接近于历史本身。”（《前言》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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