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从始至终都与“矛盾”二字交织在一起，可说充满了悖论：

    ——他自认是和平主义者，有志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是，命运却偏偏搬了个道岔，厌恶打仗的人竟当上了领兵的上将；

    ——从政从军，就意味着放弃自我，服从组织，同自由随意搭不上边。挥师临阵，难免在战场上杀人；有时还会滥杀无辜，以实现其政治目的。1926年，名报人邵飘萍因著文抨击奉系军阀军纪太坏，即被他以“取缔宣传赤化”为名，绑赴天桥枪决。同年在内蒙处理金佛事件中，盛怒之下，枪毙了大批官兵，落下了“嗜杀”之名。包括他断然处决的杨、常两位重臣，也是“有可杀之理，而无必杀之罪”的；

    ——他对吸食鸦片深恶痛绝，主政之后即发布《禁止军人吸食鸦片》令：“查鸦片之害，烈于洪水猛兽，不惟戕身败家，并可弱种病国，尽人皆知，应视为厉阶，岂宜吸食！”孰料，时隔不久，他本人就因忧患缠身，寻求慰藉，以致吸毒成瘾，形销骨立，几于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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