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曾在兵部任职七年，从基层做起，先当兵部七品小京官，再当兵部主事。在兵部的工作，使他具体了解到晚清军队的状况、官兵的素质，更促使他学习和研究兵法，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军纪严明，军队才有战斗力；军纪松弛，必然削弱战斗力；军纪混乱和腐败，则会使官军沦为乌合之众，甚至使官军与盗寇无异，或甚于盗寇。所以，裴维侒在《官军任意抢掠请惩办由》折的一开头，就从理论上强调，“行军以严纪律为先”。

裴维侒写《官军任意抢掠请惩办由》折的目的是，要求严惩庚子事变中沿途饱掠的官军。为了说明必须严惩的理由，他便简要地列出了官军沿途饱掠的罪行：“此次官军任意饱掠沿途并带所抢妇女，营官视若故常”。寥寥数语无情地揭露了清军的严重腐败，当时的官军不是一般的沿途抢夺财物，而是沿途“任意饱掠”；他们不仅饱掠财物，而且还抢夺妇女，随军携带，随处留遗；官兵抢夺财物和抢掠妇女，不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而是普遍存在于官军之中；更为严重的是，管理军队的营官，并不采取措施加以阻止，更谈不上处分和正法严重违纪的官兵，反而把军队的严重腐败“视若故常”。从一般道理上说，光绪二十六年发生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是国难当头之时，作为官军，应该是抵抗入侵者的主力，他们应该保卫京畿，保卫人民。可是，当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腐败的官军不堪一击，溃不成军。而在两宫西逃时，护卫两宫的官军却沿途大肆劫掠，官军抢物、抢人，并将不少妇女掠入军中，开拔时竟随处留遗数百人之多。所以，裴维侒认为，这些官军的罪恶行径甚于盗寇，使“军纪荡然”。受害者虽有控告，但是，地方官员惹不了拿枪的官军，无力维护群众的基本权益。据李希圣著《庚子国变记》，在两宫到达西安之日，即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四日，裴维侒就向上反映了官军军纪严重败坏的问题，而当时掌实权的荣禄，却装聋作哑，“佯不省”。此书又记，曾任吏部尚书[注: 吏部尚书，中国古代官名，六部中吏部的最高级长官，相当于今日的铨叙、人事部长，雅称大冢宰。-libushangshu]的孙家鼐[注: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安徽寿州(寿县)人，咸丰期间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在庚子事变中奔赴西安护驾，“遇董福祥军华阴，尽虏其资，徒趺走入，言於太后，太后默然”。这就是说，由董福祥领导的甘军，不仅抢掠老百姓的财物，强奸妇女，连对孙家鼐这样的高官，也敢“尽虏其资”，洗劫一空。狼狈不堪的孙家鼐向慈禧报告了官军军纪败坏的情况，所以，官军的严重腐败，慈禧是了解的。所以，董福祥领导的甘军达西安之后，仍不守军纪，在两宫所在处仍不断滋事。据《西巡回銮始末》，在西安的戏园内，甘军曾与大阿哥率领的太监为争抢座位而大打出手。该书卷三的“西安闻见录”一节中记载：“十月十八日，大阿哥、澜公、溥僎率领太监多名与甘军哄闹于城隍庙之庆喜园，太监大受伤夷，彭述、裴维侒在座，均遭殃及。”彭述时任御史，是钦定的随扈官员之一。他和裴维侒同为高官，竟也受到甘军的哄闹之苦。裴维侒所亲历的这一切，使他真切地看到了上层和军队的严重腐败，他怎不忧思重重？

裴维侒写《官军任意抢掠请惩办由》折，无情地揭露了清军的腐败，要求皇帝下旨严惩罪犯，同时要求参酌资遣流民章程，资遣受害群众，特别是对受掠的良家妇女，一定要妥善安排处理。当时，皇帝十分重视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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