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张继、于右任[注: 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字右任，国民党的元老，国际著名书法大师、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教育家。与好友刘觉民等人先后创办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等党国要人纷纷赐序题词，国民政府教育部[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教育事业和语言文字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共有19个司局组成，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教育部。]把罗香林破格提升为教授，罗著获“教育部学术审议会民国三十一年[注: 邱永传，集词曲后期为一身的唱作型歌手。其独特的风格 沙哑的嗓音，在世风日下歌曲泛滥的时代，更是尤为的突出其不俗的独具一格。]度学术发明奖金”。罗香林后又当上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曾是黄宇和的老师。黄先生的新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一书则对罗老师的说法进行了认真考证，旁征博引，抽丝剥茧，得出十分令人信服的结论：罗香林说法有误，孙中山是本地（广府）人，出身于普通农家。黄宇和提出，要“坚持在科研上竭尽所能求真”，认为“愈多实事求是，愈少制造新的神话，社会可能愈和谐”。我认为，史学“造神”实际上就是一种史学“噪声”，应当清除，《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又如，我本人以前并不清楚孙中山的国学根底如何，读了黄宇和的新著后，明白了孙中山年幼时在翠亨村村塾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情况。孙中山曾自言其实龄“十二岁毕经业”，黄先生考证：孙中山十二岁半时曾随口念出《五子之歌》，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同学唐雄回忆，孙中山“在檀读书时，中文基础已深，英文课余之暇，不喜与同学游戏，常独坐一隅，朗读古文；有时笔之于纸，文成毁之”，这些都可以佐证孙中山其时已具有一定的国学基础，并非只是一名“番书仔”。

 

    黄宇和决心追查孙中山的国学来源，发现孙中山在香港所读的拔萃书室和中央书院都有涉及汉语的课程，他之所以能继续探求国学，与之有关。尤其重要的是孙中山曾自言：“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作者进而指出，“几千年中国古圣贤积聚下来的智慧，不但影响了他（孙中山）将来的行动，也直接影响了他思想的发展，并集中体现在他的三民主义中。”作者指出，孙中山在总结其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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