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注: 自然遗产是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划分的特定区域或地区。-ziranyichan]公约》。截止到2011年6月，全球共有725项世界文化遗产、183项自然遗产以及28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我国共有41处自然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注: 《世界遗产名录》-为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1月16日在第十七次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占世界第三位。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进入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期。迅速扩大的城市化规模，追求到极致的旅游人数，成为了显著的特征。

我们强烈地感到，这种破坏，常常是故意、或者至少是人为的过失造成的。所以，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来自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越是频繁，破坏的速度越是加剧。所有的原因，都是源于，经济利益成为了各地追求“申遗”和使用文化遗产的核心驱动力。但是，利益的期望值，是没有上限的……

过度的商业开发和利用以及模仿造假造成的濒危更为严重。如果将文化遗产放在“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标准下进行衡量，我们很多曾经放在申遗预备名单中的遗产正在成为“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其实应该重新评估，或者应该被除名，否则传递的就是危险的信号，即“过度”和“造假”可以瞒天过海，可以带来名与利的双赢。与可以看到的消失相比，这种信号或者叫倾向，更加危险，也更加缺乏应对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第二种濒危”。

其实，“第二种濒危”受到关注，反而与全社会渴望进一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密切相关。由关注物到关注人；由关注个体到关注风貌；由激情参与到方法参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如何破解“第二种濒危”的核心症结，就摆在了人们面前：如何有效解决，在经济利益推动下，故意或者过失地放弃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敬畏和坚守，从而造成假遗产增多的难题？如何尽快让公众认识到，文化遗产人人有份？如何为公众和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明确、有效的法律支持和可行的方法？

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唱独角戏

让社区居民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从而恢复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感情，这比什么都重要

也就在媒体探访古镇、古村落文化遗产濒危现象的同时，来自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也组成了5个研究小组，以《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厦门》为题，开始了一次有益的探索。

这项研究，挑选出鼓浪屿、以中山路为轴心的“小”店铺风貌区、著名而历史悠久的第八菜市场、环岛路（东南段）以及厦门大学为题材，按照真实、完整的要求，去发现其中的文化遗产价值。提交的研究报告形式有趣且非常生动：就是要规划出一条最能体验成果的公众游览路线；当然只能步行和骑行；而且美观实用甚至可以印制到文化衫上。刘诗瑶，是中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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