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刚先生对笔者《浙大藏简辨伪》（以下简称《辨伪》）的书法分析提出商榷，读后颇受教益。作为辨伪的手段，浙大简的书法确实应在商、周书法的背景中考察。但对浙大简书的章法、结字与笔法分析，如已能确认其伪书的事实，手段似也可简化。就章法而言，刘先[注: 刘先 　　三国时魏大臣。字始宗，零陵郡（今湖南永州）人。博闻强记，明典故。初为刘表别驾，曾劝刘表依附曹操，刘表疑虑不决。]生认为竹简文字每简只有一行，没有章法可论。然古人以“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亦有“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刘熙载[注: 生平刘熙载（1813年－1881年），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晚清经学家、文艺批评家。 刘熙载出生于嘉庆十八年正月癸巳（公元1813年2月25日）。]《艺概·书概》）。《辨伪》附图浙大简72、104，虽都只有一行，但避让呼应的章法已备，只是作伪者避让的是竹简残缺的部分，从而留下竹简残后伪书的铁证（《光明日报》2012年6月4日第15版）。

    就笔法而言，刘先生指《辨伪》以宋元书法概念评论战国笔法为不妥。按宋元人所论若干笔法，概念来自汉晋，技法却成于先秦。当代书家以元人康里巎巎笔法比论侯马盟书，实属有见（孙晓云《书法有法》，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97页）。传世文献所见术语晚后，并不意味着相应的书法现象晚后。笔者最近考证“章草”一名见于可信文献的最早年代，仅不晚于东晋[注: 东晋，中国朝代名（316年－420年），乃西晋司马氏政权的延续。因少数民族内迁，建都洛阳的晋朝（西晋）亡国，琅琊王司马睿在群臣拥戴下在建康（今南京）即位，即晋元帝，史称东晋。]咸康六年即公元340年（《“章”与“章草”：汉、晋章草的再认识》，《民族艺术》2012年第3期，第15-20页），这并不意味着汉代不能有章草。刘先生并以蔡邕[注: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也。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博学多才，通晓经史、天文、音律，擅长辞赋。]《九势》所论为“魏晋[注: 魏晋，原名：尊友，男，汉族，1982年2月出生于江苏沛县，中共党员。现为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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