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注: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东乡上池村人）。]、司马光[注: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哪一个不是做官、治学两不误？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极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

■《读书手记》

认真说来，士大夫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士大夫本指官僚阶层。《考工记》说：“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可见只有做官或做过官的读书人才是士大夫，没做过的就不算。同样，做官而不读书的也不算。比如因军功而封侯赐爵的武夫，虽然也是官，却没人承认他们是士大夫，他们自己也不以士大夫自居。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读书又做官的才是士大夫。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官为本位的，叫做“官本位”。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声。官位高则地位高，官职大则名气大。所以，士大夫一词，有时也指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而这样的读书人，又几乎都与官和官场有联系、有瓜葛。所以，在传统社会，士大夫的地位要比读书人高。一个村野穷儒、乡间学究，只要当真读了些书，马马虎虎也可以称为读书人，但要被称为士大夫，却非得有些“政治资本”不可。

不过，这已是比较晚近的观念。在上古时期，士之与官，还是互不相干。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非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比如曹刿，就没有做官，否则不会有“肉食者谋”这句话。先秦诸子，也多半没做官，或做不长（如孔子），做不大（如庄子），等于没做。因为那时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比如游说诸侯，或招收门徒，或著书立说），做不做官无所谓。秦以后就不行了。首先，士变成了平民。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其次，能够给予士人参政机会的也只有一家，不像春秋战国[注: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时期，可以频繁跳槽换老板。第三，这个时候的士人，除了做官，也没有别的出路。前面说过，无权无势无资本的士从上古时候起就是“毛”，必须附在天子、诸侯、大夫那张“皮”上，才能有所作为。只不过那时“皮”比较多，“毛”也比较游离，并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秦以后则不同。除了“当今圣上”，他们再无别的“皮”可以依附。除了“出仕做官”，也再无别的方式可以显示“毛”的价值。也就是说，此“士”已非彼“士”，不可同日而语。

官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西周封建制是世袭制，魏晋门阀制是准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大夫的儿子肯定是大夫，虽然他们也读书。但他们能够做官，却不因为读书。实行科举制以后就不一样了。虽然做官的途径仍然很多，包括袭爵和荫子，但毕竟科班出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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