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敦煌唐人写本《辩亡论》和《三国志》、《昭明文选》里面收录的《辩亡论》作一下对比，还可以发现书籍传播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写本时代抄录前人的作品其实是不很严格的，在敦煌唐人写本《辩亡论》中，出现了很多异体字、俗字和异文，比较不同文本出现的“如此”和“若此”、“川流”和“顺流”、“而”和“则”、“于”和“乎”等，都是在抄录时根据语气和习惯随意改字的例子。

陆机生活的西晋时期正是纸在文士阶层开始普及的年代，时人傅咸在《纸赋》中称赞纸的优点“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将斯文……”说明了文人对纸的重视。最有意思的是在西晋的洛阳还出现了轰动一时的“纸贵”事件，由于左思《三都赋》写就，“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优美的文章在当时是如何形成热潮，又是如何通过传写在纸上进行传播的。正是由于纸的流行，魏晋南北朝[注: 朝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废掉东晋皇帝自立，国号宋。此后160 多年间，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历史上总称为南朝。]时普遍出现了一种“手抄口诵”的读书方法，就是为了记诵准确，边读边抄，并不严格择字，有时还“广略去取”，只抄需要记诵的部分；遇到虚字或文辞不当处还经常改易，所以一篇古文传到今天，满是历代传播者留下的痕迹。

　　敦煌唐人写本《辩亡论》中还使用了一种黄色的涂改液，发现错抄，就把错字涂掉，叫做“雌黄”，我们今天说的“信口雌黄”这句成语，就来源于古人涂字的“雌黄”，意思是随意涂改，这些都是在纸普及后出现的现象，也说明敦煌唐人写本《辩亡论》在抄写时还算是比较严格的。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