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今天,我们翻阅《辞海》编辑工作档案,已找不到当时有关情况的记录。也许,当事人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一切详细地记录下来。但这段历史,不仅写进了《辞海》编纂的历史,也写进了中国当代历史。
学者巢峰
1978年1月下旬,春节前夕,一张请柬送到巢峰手上。自从“文革”开始,这东西巢峰已是久违。
应邀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一踏进小礼堂,满目皆是“文革”中的惊弓之鸟。会议是上海市委召开的理论文艺新闻出版座谈会,中华牌香烟、高级糖果招待着正在走出“文革”阴霾的人们。上海市委书记彭冲、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出席这次会议,议题是组织对“四人帮”的批判。
此时的巢峰,虽还被压在“文革”中被莫须有强加的“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不是“自由身”,但由于《解放日报》组稿,他终于有了批判“四人帮”的机会。他和同事徐庆凯、宋存组成批判“四人帮”的写作组,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十篇批判文章,引起了来上海检查工作的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的关注。就在那次会议上,巢峰成为人才济济的上海市社联经济学会第一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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