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她后来回忆:“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梅贻琦字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吴晗曾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1942 年底,茅盾路过贵阳,去文通书局访总编辑谢六逸[注: 谢六逸(1898-1945),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教授。-xieliuyi],谢不在。茅盾从其同事处得悉,谢六逸在外兼职达五六个之多,每天要在马路上奔波两三个小时。以谢六逸的个性,是不喜欢多兜揽事情的,因而茅盾判断其子女多,经济状况一定不佳,不得已才四处兼职,以养活一大家子。第二天谢到招待所回访茅盾,叹道:“在贵阳一住五年,实在寂寞得很。”
上世纪30年代,罗尔纲随胡适来到北平,供职于北大文科研究所,月薪60元。他把妻儿从广西接来后,租了一间小房,因接送儿女上学,不得不包下一部黄包车,这样一来,一家四口最低生活费也要90 元上下。罗便卖文以补家用。他说:“当时我的工作分成了三方面:考古室办公时间做整理艺凤堂金石拓本的工作;星期日及假期到图书馆去继续搜集太平天国[注: 太平天国,是中国清朝后期由洪秀全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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