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床,上面铺一条黑褥子,遮上个单子。那褥子虽然还当个褥子用,经年不洗,脏得不像个褥子,里面絮的羊毛也太少了。我们铺下褥子想把它拍拍软,可是天生硬东西怎么也变不软。这见鬼的褥子里没什么絮的,摊在芦苇架上,一根根芦苇都衬得分明,恰像瘦猪身上的肋骨。上面我们又铺了一条跟那褥子半斤八两的毯子,我也说不上那是什么颜色。”
读这样的译文,简直就是享受。文字简朴,纯净,看似平淡无奇,却韵味十足,尽显古典小说叙述艺术的俗雅并存的古风。这才是文学翻译的至高境界,非杨绛这样学贯中西、文学功底上乘的译者,难以企及。读杨绛译文,即可明白,她后来成为散文大家,绝非一日之功。
1990年,我准备写作一本关于沈从文的书,一位前辈告诉我,钱锺书[注: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当年曾评论过沈从文,我便致信希望能访问他。不久,收到杨绛的回信(手迹见图三):
李辉同志:
前承组稿来电话,忽忽经年,顷奉来函,甚感,即示锺书。锺书老病,遵医嘱谢事谢客。自言与沈先生过往甚少,交谊不深,故“印象”亦浅,无足道也,不敢劳驾。歉甚,即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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