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艰难的转弯

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他的挚友、导师、心中的太阳毛泽东，却钟情于秦始皇。其实，这信息早在重庆报纸发表《沁园春·雪》的时候，就已经透露出来了。但那时二人的关系尚属诤友，郭沫若的《甲申[注: 甲申 甲申为干支之一，顺序为第21个。前一位是癸未，后一位是乙酉。论阴阳五行，天干之甲属阳之木，地支之申属阳之金，是金克木相克。]三百年祭》还被毛主席列为延安整风文献之一。尽管郭文的原意是惋惜正直的知识分子李岩被杀，指出李自成[注: 李自成（1606~1645年），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人称闯王、李闯。明末农民军领袖之一，大顺政权的建立者。]失败的原因是重用权臣、骁将，不用知识分子，为此他甚至想写李岩和红娘子的悲剧，以警后世[注: 简介阿拉伯文Ahirat的意译。伊斯兰教信奉的在现实世界毁灭后永存的彼岸世界。 宗教意义 “信后世”是伊斯兰教六大信仰之一。]。但毛主席却从文章中总结出“革命胜利后不能骄傲”的历史教训。文章虽说见仁见智，可毛主席把郭沫若的史论当作革命的镜子，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了这一层关系，郭沫若骂骂秦始皇就没有什么不便的地方了。

五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事情是由范文澜的一篇文章引起的。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注: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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