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女神》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上的大事，这部诗集内涵丰富，具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深层的文化缘由，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在近日举办的《女神》出版9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恩和说，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某部诗集召开专题研讨会的还不多，真正够资格的只有《女神》，这也成为与会者的共识。

    “从旧诗向新诗的转型是由郭沫若[注: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完成的，胡适提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导致新诗跟散文界限模糊，从而将新诗引向歧途，《尝试集》前后的新诗半死不活，《女神》在此情况下出现，给诗坛带来了冲击，闻一多[注: 闻一多 (1899-1946)，生于湖北黄冈浠水。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徐志摩实际上都接续了郭沫若的传统。”对《女神》的文学史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旭东给予了肯定。

    从《女神》谈到郭沫若研究，与会者认为，郭沫若这一丰富复杂的文化巨人，蕴涵着很多值得打开的学术空间，学界应摒弃对他的简单化道德判断，以便更加客观、深入地探讨其留下的文化遗产[注: 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教授喻天舒以自己和郭沫若的交往为例，认为郭沫若非常亲切、真诚，对新中国[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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