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种文化固然浩瀚，但就人类本身而言，更像寄生在地球上沙漠高山海洋边缘的青苔，脆弱到随时都有被火山狂风骤雨摧毁的程度，所以，在对文明的传承方面画圈而强调归属性，历来不是明智之举。王国维认为“学无中西”，无非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定论的。既然国学概念没有“承前”，也就没有必要指望它“启后”，最多是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思潮。在这样的前提下，把“国学”独立起来，注定是种虚妄的狭隘文化心理反映。进一步说，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都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划分，那么“国学”所对照的“西学”也值得从逻辑上再推敲。而事实上，西方学术领域从来也没有“西学”，即使他们进行文化研究，也与“学无中西”思想殊途同归，这也是为什么没有“西学大师”的原因。

毫无疑问，《大家国学》丛书没有把“国学”定位在狭隘的传统文化范畴，既收录了提倡文化维新的唐文治、梁启超等人的优秀著作，也收录了学贯中西的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的成名传世文章。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丛书把视中国传统文化为“吃人文化”的鲁迅也纳入了其中。这就从理论上奠定了丛书的可读性，让读者很容易产生出一种“反智”思维：“大家国学”即为大家的国学，而非“国学大家”。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列强的入侵和文化范围内的“革命”等诸多原因，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沿革带有很多意识形态因素，所以《大家国学》丛书中收录的一部分作者相对冷门，有的人与鲁迅、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叶圣陶相比显得陌生。但是，唐文治的犀利、梁启超的深邃、朱希祖的明辨、章太炎的气节、王国维的博学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均可独树一帜，特别是在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发展进程中，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坐标。而颇有寓意的是，这些人恰恰不是人们想象中子曰诗云的“国学大师”，却是中国新文化的奠基人或旗手。正是他们的出现，才让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得以融会贯通，因此他们也不可替代地成为了两者之间的焊接点。

这是《大家国学》丛书的一大亮点，也是最值得品读的价值所在。它匡正了人们对“国学”既定的传统形象，颠覆了约定俗成的“捍卫”、“继承”、“弘扬”概念，客观而准确地传导给读者一个信息——国学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合理阐释。以鲁迅为例，之前冠予他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虽带有强烈政治属性，但“革命家”并没有湮灭他的“民族魂”形象，反而使他的思想呼之欲出，更加丰满。套用这样的逻辑，贯穿在“国学”书籍的编辑理念中，虽然不能说《大家国学》在中国文化界有开先河的意义，却十分难能可贵。

《大家国学》丛书巧妙地将“国学”概念扩展开来，如同在世人面前展开了一幅中国文化发展长卷。20部个人卷可单列又可组合，各种观点交相辉映，更加显示出鲜明的个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对国学内涵的全新解读，也是文化发展史上的哲学文本，让读者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蝶变过程。比起那些惟传统文化（儒教）是瞻的“国学”，《大家国学》冲破了思想禁区，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化需要反思之处。且不说“独尊儒术[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的倒行逆施能不能发扬光大，片面奉行任何不合时宜的文化观，不管形式和名称多么堂皇，最终只能沦为“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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