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关于护国之役的认识，往往由于袁氏与护国军双方的对立过于明显，而掩盖了彼此内部的纷争。此封信除了向岑春煊表达反袁的决心，也有对人事纷争的担忧。信中所说“广州鸿门宴席”，盖指这一年5月5日，梁启超偕张鸣岐等赴广州，晤龙济光，与之交涉，希望其加入护国军，一同反袁。龙本是袁世凯重臣，时任广东将军，护国军起，于本年4月6日被迫宣布独立，但与护国军仍不友善，并在4月12日，发动海珠之变，设伏杀害前来与会的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诸人。其中汤觉顿当时是梁启超、陆荣廷之代表，更是从清末以来即被梁视为心腹与臂膀。梁启超在5月不计私人恩怨，赴广州“鸿门宴”，在宴席上声明“若虑吾操夺某人某处之实权、实力，请千万放心，吾非惟志愿不及此，即才力亦不逮此也”，揆诸当时情境，对梁有这一疑虑的，或绝不止龙济光一人。梁此时再对岑春煊旧话重提，更提示此种猜疑并未减少。从梁启超这些书信来看，护国军内部纷争正多，正如梁启超所抱怨“人之难相与也！吾避世之想益浓矣”（《致外国某人书》）。因此，梁启超当时常有退隐之心，并且在护国运动尚在进行之时，便屡屡声明此役结束之后，将退出政坛，这种声明除部分表现其心境之外，更多或是为了免除护国军中要人的猜疑。半年之后，梁启超在给冯国璋的信中，却表现出了非常不同的态度，他在信中希望冯与段祺瑞[注: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原名启瑞，字芝泉，中国安徽合肥（今属肥西县）人，为民国时期政治家，皖系军阀首领。]共担时艰：

    两公诚肯任此巨艰，贯彻初终，则启超所能助者，决当惟力是视也。本当即趋宁承教，但守制百日，屡向人宣言，忽有他行，反滋疑议，仍须一月后始克奉诣，遗憾何如。徐君佛苏、陈君国祥，皆生平挚友，而于政党情形最熟，能代表稳健派之势力。佛苏尤为东海所器重，今特托偕叔鲁来谒，商榷大计，望推诚接洽。两君所言皆启超所欲言也。

    在护国军中，需要反复声明无意于政治，但对冯段诸人却反而能表露愿意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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