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中提到“孝高已搬机器到沪，沪报尚四月乃能出报”，此处所说沪报，即是稍后创立、在清末民初影响重大的《时报》。在1905年3月21日的信中，梁启超更是谈到了《时报》在上海的发行情况及各政治势力对《时报》的敌视和排挤：

    《时报》一日千里最为快意，现每日总添数十份，现已实销至七千二百余份，在上海为第二把交椅矣（《新闻报》第一）。《中外》前此六千余，今跌至三千余。豚子恨我辈入骨髓（治外法权即驳《中外》也），日日谋所以相倾陷者，但求无隙为彼所持耳。德国领事最可恶，其心殆欲尽封禁我国报纸，而尤切齿于《时报》。江督周馥亦恨《时报》入骨（因骂之）。而《新闻报》亦妒我，《新闻报》者福开森为东家，一则妒我之进步，二则因铁路档案恨我，故《时报》今亦在四面楚歌中，惟步步谨慎而已。《时报》之无龙象告白者，乃大喜事，弟未知耶。前此初开无告白，故不得不以自己的塞纸，今则告白充斥辐辏，私家的反无地可容矣。……公度逝矣，以今之时局，失此人，真可痛哭。秉三方全力运动，得数要人，欲保公度出，当日俄外交之冲，今忽得噩电，嗒然若丧也。弟闻之谅亦悲苦耶。

    信中除了《时报》的情况，还谈到对另一位维新人士黄遵宪[注: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晚清改革先锋、诗人、外交家黄遵宪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写于1896年的一首诗《赠梁任父同年》（ 梁任父，]逝世的感慨。这封信说明，与梁、黄一起积极参加湖南新政的熊希龄（字秉三）在党案解禁后，曾为黄遵宪重新起用四处活动，希望黄在日俄战争交涉事件中为国尽力，可惜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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