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祖考镜泉府君、显祖妣黎太夫人、显考莲涧府君、显妣赵太夫人暨先室李夫人之神位前，曰：长子思成学已得师，壮宜有室，缔择名门，聘于林氏，卜以今日，礼请媒妁，肃将信币，文定厥祥。伏惟府君、太夫人、夫人德裕后昆，爱钟冢嗣，尚祈慈荫，俾永良缘，启超不胜欣悦祝祷之诚。谨告。
看到这些文字，人们不禁发生慨叹，像梁启超这样一位深受西学浸润的学者，一生追求自由民主理想，内心深处仍不时流露出浓厚的传统色彩，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中西文化契合的风范。
除书信之外，另有《讲学社简章》一文亦值得注意。《讲学社简章》成文于1920年，当时梁启超一派正在从事新文化运动（然与我们熟知的北大一方的新文化主张非常不同。）讲学社负责聘请各国思想家来中国巡回讲演，是其推动文化运动之机构之一。有意思的是简章第三条“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充分体现他们一派之关怀，即先“普通”而后“专门”，这与他们当时文化运动的理念相合，也与梁启超此后参与办理清华国学院等教育精神一贯。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在他身后学界便开始注意对其资料的收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丁文江为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征得梁氏信札近万件，仅梁本人遗札即有两千余件。遗憾的是，最终入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仅七百余封。后来陆续出版的《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康有为与保皇会》、《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等书中也收入不少梁启超书札。这些资料零碎观之虽难独成新见，但若相互关照印证，或可缀补史实，另辟蹊径。一条关键材料的出现，很可能会点活一批已知材料。《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无疑将为推进梁启超研究提供新的动力、开创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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