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的集中体现。离开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内在联系。

 

    在这一谱系中，朱熹对早期儒家经典“四书”的注释，对前代学者“北宋五子”的检择与承接，与同辈学者（南宋的张栻、陆象山、吕祖谦[注: 吕祖谦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陈亮）的相互论辩，都被置于具体情境之下，又以其重建儒家“道统”的方式为线索，全面地展开创造性的理论探讨。凡是涉及朱熹哲学理论之处，时时能感受到朱熹其人的存在；而在事关朱熹的为人处事与实践活动时，又处处能体会到他所关注的理论问题。一个活生生的朱熹与其哲学理论，以及其建构理论的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展示其哲学思想的独特性格，揭示其由以生长的文化土壤，并评价其哲学理论的成就与得失，便成为该书的最大特色。

 

    该书不仅考察了朱熹哲学的学术性格及其由以形成的思想谱系，而且也系统地考察了朱熹哲学的历史影响。这也是其谱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意旨说明，一方面，朱熹哲学从元、明、清一直到现当代，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成为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中的主流意识和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朱熹哲学在其发展演变中，何以又会形成不同的走向和命运。作者特别选择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三位学者冯友兰、钱穆、牟宗三为代表，说明朱熹哲学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所遇到的挑战和发展，亦即现代人的不同解读，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朱熹哲学及其当代命运的深入理解。朱熹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现代人对朱熹哲学的研究也是多元的。这三位学者的朱熹研究确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冯友兰先生的逻辑理性与牟宗三先生的超越理性，都是通过对朱熹哲学的反思和判定，建立了各自的哲学体系，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朱熹哲学的现代价值与现代影响。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体现了作者对朱熹哲学及其现代发展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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