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盛名的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最近传出计划集体“打包”申遗的消息引发各方关注。而在3日举行的一个论坛上传出最新消息：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负责人称“还没有达成完全统一的意见，还在协调中”。(11月5日《北京晨报》)

应该说申遗并不是件坏事，被列为世界遗产[注: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都是中国之于世界与子孙后代的贡献。同样，“十大历史文化名楼”申遗，不管是否列入议事日程，也不管这些建筑是否为历史的原件，一座楼就是一段历史、一段传奇，都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都可以走向世界，让人类共享。

不过，我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注: 自然遗产”代表地球演化历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代表进行中的重要地质过程、生物演化过程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独特、稀有或绝妙的自然现象、地貌或具有罕见自然美地域。]公约》以来，申遗作为一项文化保护工程，在有的地方逐步演变成了旅游开发的包装工程，申遗变成了功利的“兴奋剂”。一方面，以旅游为目的申遗，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以及申遗前后“两重天”的境遇，让文化成为过度消费的易耗品。

另一方面，申遗投入与产出的简单“换算”，申遗成功后，门票价格迅速上涨，早已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则，既将申遗的成本转嫁给了纳税人，又让申遗的成果变成了地方兜售牟利的道具。既定的因循路线，使得申遗很容易变成地方谋求旅游升级的一场游戏。如此语境下，“十大历史名楼”的申遗，在未有定论的情况下，引发公众一致的隐忧便在情理之中。

当然，文化保护与文化利用并不相矛盾，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保障，更要从发展方式上予以根治，要像维护生态环境一样，维护好文化遗产。

一方面，从申遗的申报程序上，保证文化保护的纯粹性；另一方面，从旅游产业发展的模式上，打破“门票经济”的怪圈，让文化遗产成为旅游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部。此外，完善文化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遏制地方重利用、轻保护的政绩冲动。（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