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以陈郭二人为例。1959年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先在香港印出来，书前加了一篇序，说像这样的书在大陆是不可能出版的，一时议论纷纷。1960年郭沫若读到该书，1961年一连发表九篇文章。余英时等研究者多认为郭的主要意图是和陈一争高下，这种“争斗”乃是“负有特定的政治使命”，试图揭出郭对《论再生缘》产生兴趣的深层背景。

    一个被称为“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代表人物”，陈寅恪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龙虎斗”。尤其是基于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反思，二人似乎被建构成两个截然对立的形象：一个崇尚独立、自由，一个服从政治、组织。两人之间即使不是势同水火，也不可能在基本的治学取向上有相通之处，更不可能有惺惺相惜之感。

    但是谢先生依循陈寅恪“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治学思路，通过对陈文、郭文及相关材料的阅读、比照，指出郭对《再生缘》的基本认识上与陈非常接近，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认同《再生缘》中所体现的“自由与独立之精神”，郭反复读了4遍，“每读一遍都感觉到津津有味，证明了陈寅恪的评价是正确的”，甚至表示要为陈的“敢于说话而拍掌”。而在陈这一边，谢先生根据研究者通常忽视的陈写就的《论再生缘校补记》，推断陈对《论再生缘》的某些校正实是受到郭的启发。虽然陈的《论再生缘》与郭校订的《再生缘》最终因当局担心《再生缘》语涉东征影响中朝关系而被禁止出版，但谢先生认为：“如果事情按照学术讨论的方式进行下去，我们或许在60年代可以看到陈寅恪《论再生缘》（包括《校补记》）的正式出版，这将成为两位大师交往中最为融洽的一幕。”在谢先生看来，郭可谓“知”陈者，在这方面二人其实心意相通。

    这种“心意相通”还体现在用文艺作品曲折表达对时局的批判上，例如郭在1971年出版《李白与杜甫》的“扬李抑杜”倾向，通常被人解读为是迎合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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