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但谢先生认为此书对时局也有隐晦地嘲讽。郭之所以痛批杜甫的“每饭不忘君”，实则是表达对文革时期“早请示晚汇报”、“‘每饭’诵读‘最高指示’”、大跳“忠字舞”的反感。其抑杜的含意，正在苦心孤诣地讽刺当时被“人民化”的“旗手”。若此说成立，这简直就是另一个版本的郭沫若！按谢先生的理解，郭也未必是纯粹基于学术兴趣来从事创作，文艺作品成为其在当时严苛的政治环境下表达心声的隐秘方式。这岂不是对陈郭二人心意相通的再次证明？

 

    作为陈与郭的再传弟子，谢先生对于双方的学术脉络和生命历程有更亲近的理解，应能获得较为平衡的判断。当然，我们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的独特身份和同情式的写作方式是否也会影响其观点的客观性？陈郭二人的“龙虎斗”果真只是“马牛风”？在当时泛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纯粹学术探讨”是否可能？而“另一个版本的郭沫若”的发现是否还需要更充分的证据支持？在这些问题上，学界还可能继续争论下去。而在喜从学术之外炒“学术”的倾向中，通过认真读书、仔细考察实际内容来弄清事实真相，这应是谢书的另一种意义。

 

    书中其他篇章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关于20世纪前期两次“国学”的论辨，对于社会史论战的考察，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郭沫若、侯外庐的影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功绩，郭沫若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交往，尹达写给傅斯年的信等，也多存“探幽发微”之意，值得细读。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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