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经方舟子揭露，厦门大学医学院特聘教授傅瑾被解聘，她应聘厦大时提供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注: 博士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如某科系哲学博士（PhD），理学博士（DSc/ScD），文学博士（DLitt），教育博士（EdD）。]文凭被证明是一份假文凭。类似的造假行为当然为学界所不齿，然而人们对目前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充斥着的“学术包装”却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商品有包装，那不过是为了吸引眼球，赚取利润，学者也有对自己的成果和经历的“包装”，目的无非为了攫取更多的名望和潜在利益。曾有人著文指出，一些海归或海外学者倾向于玩文字游戏，夸大自己的业绩，把Academician翻译成院士，把Assistant professor说成副教授。这种就高不就低的做法就是“学术包装”的表现之一。

    “学术包装”其他的形式，还有诸如省略法、模糊法、以小见大法等等。例如，经常在[注: 常在，清宫女称号，与“答应”同为最低级妃嫔。《清史稿?后妃列传》：“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一些学者的个人主页上见到这样的表述：“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等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篇”。其实，大家对这种表达已经见怪不怪，谁都知道××篇论文中也就那么几篇是出彩的，不过是为了“包装”之需将其夸大了。而“发表论文百余篇”或者“数十篇”这样的表达方式，同样容易误导读者。“百余篇”是一百九十多篇还是一百零一篇？“数十篇”是九十篇还是二三十篇？前后的差距不可谓不大。类似的表达如：“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编”，“多篇”到底是几篇？其中几篇被全文转载，几篇被论点摘编？读者都不得而知，难免浮想联翩，这就是省略法、模糊法的好处。再说以小见大法，把子课题说成大课题本身，把论文包装成著作，把教材升级为专著等就是此类。一部专著（或教材）由多人完成，获奖后从主编到参编，从第一作者到署名最末的作者都可以说自己的成果“曾获得××奖励”。至于“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次”这类表达，其中虚报产量的空间也很大。

    当然，还有拉大旗做虎皮式的包装法，例如罗列自己的学术兼职，××学会会员、理事、委员，若干所大学、科研机构的兼职或客座教授、研究员，培养十几数十名硕士博士等。而担任××项目顾问、曾经在若干国家地区进行学术讲座或交流或担任高级访问学者，参加过××文件、××法律法规的起草或修订等，无不可以成为“学术包装”炫目的彩纸。还有的搬出其他学者来为自己站脚助威，自称提出的某某观点，被某某著名学者誉为“富有创见”，某项研究被鉴定为“填补国内外空白”。

    学者“包装”自己的学术业绩，虚夸个人学术贡献，这种风气在学界弥漫已非一日。起因不仅仅是学者个人的人品，更关乎体制及社会习染。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都在忙着上层次、占高地、争据点、铺摊子。评价学者的水平，往往重量不重质，重个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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