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现代中国精神的生成包含三重内涵。

    第一重内涵即中国民族精神依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向现代中国国家精神的转化。这一转化的起点，当追溯至明末清初心学传统下中国早期启蒙的开启，在那里包含着华夏及天下意识面向现代国族的初步自觉。这一转化虽因西式全球化及资本主义强力介入而中断。但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仍是现代中国的主题，无论新旧儒家传统，还是道佛法诸传统，还有中华诸民族及地域传统，在最近200年间均经历了一次面向现代世界的实践转向，并成为现代中国精神积聚与重构的基本资源。

    第二重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内在地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及其西方民族国家框架、通过人类解放及阶级解放从而指向且引导着非西方民族及国家独立解放的学说，这一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开始向东方扩张时期的现代性学说，在中华民族必然要发生一场现代转化、但依其固有的转化力量已难以应对西方强力时，显然有理由成为现代中国崛起的理论资源，而现代中国正是在告别诸多认同或屈从于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君主立宪[注: 或称“虚君共和”，是一种国家的体制。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主义、民族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等思潮过程中，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注: 多民族国家 拼音： 解释： 1. 由多种民族组成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转化，从长时段的历史逻辑上说，不仅引导而且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

    第三重内涵即在开放的现当代世界中现代中国精神的建构。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西方特别重视民族主义资源，强调通过国族的集聚与认同，实现社会与国民动员，并形成相应的国家精神，如英国精神、美国精神、法国精神（诸国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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