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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众里寻他千百度
从1999年起，老姚开始大量收藏匾额，而且专门从科举匾额入手，因为这种匾额有最广阔的受众面，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共鸣。
对于初期的匾额收藏，他说自己还算比较幸运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对科举并不了解，大量流传在民间的匾额并不被人看好，多数匾额在百姓家里只是个摆设。在他收科举匾额之前，那些商人更注意匾额的品相，喜欢较华丽的祝寿匾，而忽视了简约的科举匾。老姚笑称，“我教会匾额贩子‘状元’、‘进士’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明白了，就让我出高价。”对自己的独特收藏道路，老姚还总结道：“不管爱好什么，任何事情都有捷径，都可以事半功倍。”在他看来，自己干收藏这二十年就是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入手，注重藏品的体系，不是什么都收，因此没走多少弯路。
当时，老姚的确通过比较低的价格收购了一部分匾额，少则几千元，多则不过几万元。到2007年，老姚收藏的匾额已经达到了500余方。此时虽然他还是一边做自己的生意，一边收藏匾额。但重心已经是为创办博物馆打算了，并拿出毕生积蓄创办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 就这样，2007年的金秋十月，在高碑店民俗文化村，老姚名为“励志堂”的“科举匾额博物馆”静悄悄地开馆了。博物馆是个方方正正的中式四合院，3000平方米的院落内，一开张就放上了老姚收藏的500余方科举匾。大门是老姚专门从江西金溪县淘回来的明代万历年间的石坊，中间庭院里挖了个小水池，老姚在里面种了些荷。一进博物馆正门，一座雕琢祥云瑞兽的元代汉白玉石雕牌坊便会展现在观众眼前，那就是镇馆之宝——科举门。这座石坊由汉白玉整雕而成，中层小石匾额的正反面分别刻有“科举门”和“忠”字。老姚说，古时孔庙、府学、贡院的正门内常设有这类具有象征意义的牌坊，学生从坊下经过，寄寓科举高中，福禄双享，但此类牌坊通常上刻“禹门”或“龙门”，其上直书“科举门”的目前国内仅此一件。
在收藏科举匾额的过程中，老姚逐渐选择了站在民族历史的高度去看匾额，强调它宣扬教化的作用，而不是把它看成民俗。他甚至把匾额上升到了中国文化复兴的高度，“复兴不能靠口号和理论，需要一个载体。”而匾额正是他的解决方案。“用匾额彰显礼法制度，并成为礼法制度的标志，用以治国安邦，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注: 政治制度politicalinstitution 定义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老姚认为，匾额的形制及功用，被历代王朝所承袭，即使是辽、金、元、清入主中原，依然沿用，未曾易其形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官方和民间两大匾额体系，共同实施标识和宣扬教化的功用。匾额的应用遍及九州，广泛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致千行百业，出现了“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文化景象，为中国赢来“礼仪之邦”的赞誉。匾额，用艺术形式承载了中国国学的全部经典，承载了优秀道德的精华，足以称之为艺术国学。
至今，老姚已收藏了600余方匾额，最为钟爱的却是一方很不起眼的匾，原因便是它的宣扬教化功能。当初老姚在十里河古玩市场看到这块匾时，它没有上漆，边框还是修过的，而且还根本不知道这是哪个皇帝哪年颁布的圣谕。在很多乱七八糟放在一起的匾额中，老姚翻了几遍，都没有把这块品相不很好的匾放在眼里。幸运的是，老姚突然觉得这方匾有宣扬教化的功用蕴含其中，尽管当时手头没有相关资料，他还是凭着直觉买了下来。拿回来后，他也只是把这块匾放在一边不再理会。直到一天，当老姚看到《明朝那[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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