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学科为一体，从而使民国书法不失那份笔墨之外的寄托；尽管有了治一种专门之学足可名家的现代学术理念，但晚清时期的一流学人严复、康有为[注: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等仍然走传统治学理念的通人通才之路，尤其是康、梁对于书法的实践和理论导向，更是一时间成为了引领时代风尚的标杆。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率先在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书法课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金陵大学国学特别研究班，执教者胡小石[注: 胡小石（1888年-1962年），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又号夏庐，斋名愿夏庐，晚年别号子夏、沙公。江苏南京人，原籍浙江嘉兴。]，师从一代通儒李梅庵，精通朴学，是一位谙于文史、工于文字、长于金石、能诗善赋而兼擅书法的通才，他的教学是将书法植于旧学的基础之上，以学养书，以书娱性，因此才会有了《汉碑集释》的作者高文、《金石文献纂论》的作者游寿、《博物馆》的作者曾昭燏、《涉江词》的作者沈祖棻等诸位杰出弟子，他们中被目为“书法家”的人实则其自身不以书法为必求，却俱为一代大家，成材率之高令后人望尘莫及。早年以诗学才华为闽东四大才女之一的游寿，终生以“金陵旧学”治学，对傅斯年坦言“毕生志在为学”，而非志在书法，这却成就了她的书法书卷气与金石气兼具的崇高品格。进一步看，胡氏大弟子、衣钵传人高文及其同窗曾昭燏等又何尝不是如此？
时至今日，学科细化，专家多如繁星，这一方面体现了现代学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传统学术的固有框架被打破，甚至可以说支离破碎，从而改变了书法饱受旧学滋养的固有生存环境的基因，也改变了书法的成长方向。书法成为艺术学之下的一门独立学科，更多地讲究技巧与造型，与传统学术的训练与养成关涉不深，且渐行渐远。孰不知书法的支撑点有两个：一为技术，二为境界。前者很重要，它保证了法度的确立；而后者则是决定书法艺术精神高度的因素，它展示人的灵魂和真实的内心世界，因此它超越于技术之上，是决定书法品质中那一层形而上意义的更加重要的因素。时下书家更在意书法的技法与形式，务求技术之精熟、形式之创新，均不过“为使周郎顾”。也许，“周郎”的确是“顾”了，然而，书作却不能使人感动于心。何者？书者自己无动于心，徒具形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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