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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人王小妮：诗意只发生在即逝的片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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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12-2 14:03: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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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过这样的人，写日记放在明显的地方，等于公示自己的思想进步。”如果有一本可信的记录，她很可能觉得就没必要再写一部《方圆四十里》这样的作品。
1975年，王小妮被调到九台县城的一份知青小报做编辑，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她成了“七七级”，次年春她被解放牌卡车拉回长春读大学。
“最初听说可以考大学，有相当多的知青是麻木的，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下乡的。”王小妮回忆说，“大学生的吸引力对有些人(来说)不如直接招进城里做产业工人，‘文革’记忆还在，知识分子并不得到所有人的向往，主要是想回到城里。”
“诗在那个年代只是精神过度贫乏时候的填充物”
生活逐渐回归正常，写诗似乎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在新时期初期，王小妮就以印象主义色彩的诗作引起关注。
1980年，由《诗刊》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主办的首届“青春诗会”，王小妮和徐敬亚作为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参加了该会，后来被看做朦胧诗的代表人物顾城、舒婷、江河也是该届的诗人。王小妮回忆，当时还和顾城他们“到胡同里吃老汤火烧，偷树上的果子之类的”。
北大五四文学社、复旦诗社、安徽师大江南[注: 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江南有三重涵义：一是自然地理的江南，即长江以南；二是行政地理的江南，]诗社、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在当时被看做全国高校的四大诗社，而王小妮和徐敬亚正是“赤子心”七人诗社的成员。
“诗歌在当年的活跃有点像现在很多学生都在听音乐，诗在那个年代只是精神过度贫乏时候的一个填充物。”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上大学那会儿，“逃课也是必须的，有些老师的课实在不可听，迂腐，看书就是了，看书也是一目十行。”
在丈夫徐敬亚的印象中，王小妮上课时总是埋着头，“把老师絮絮叨叨的声音也深深地埋进桌面……她又回到了某个小村。她说她还是村里那棵玉米，她还是灶里的那堆柴火，她看见山坡上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在用火的方式偷吃年轻的黄豆。”
王小妮也被看做朦胧诗的代表人物，甚至是朦胧诗少数的“幸存者”。“那批诗人的真正价值在于明知写作的险境，却要坚持写，而这种写作在当时就是担当。”她这样说道。但她并不认为“朦胧诗”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如果强把我划入，也只是晚末期和边缘”。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的写作“只是内心的需求，和别的无关”。
1985年，从长春电影厂离职，“为了更多的自由”，她和徐敬亚移居深圳。“王小妮从来就不是柔弱的女人。虽然在人群中她从来都是在沉默中倾听，从来不参与人间任何世俗的争夺，但她的思维格外清晰。”徐敬亚如此评价。
王小妮一直在家写作，她也没想到自己要在大学里当老师。“你能做老师。”2002年时，作家崔卫平在一次聊天中对王小妮说。后者问为什么，崔说，“你能循循善诱。”
2005年，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做起了老师。在这些年的写作中，王小妮除了诗歌，还写了随笔集《安放》《一直向北》《倾听与诉说》，游记《中国腹地行》，也写过中短篇小说。《方圆四十里》算是她的首部长篇小说，而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穿插着写萧红的《人鸟低飞》也算作传记小说。
“一个不会下任何棋打任何牌的女人，一个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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