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时。李先生和我去了鼓楼教堂。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礼拜，布道者曾在我们位于南门的星期日学校工作，后来弃教从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私。他的布道表明，他已在精神上从苦难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有八十多人参加了礼拜，在许多人的生活中，宗教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妇女们经常参加布道和礼拜活动，而且参加者有逐渐增多的趋势。魏特琳在1938年2月25日的日记中说：“下午3时，我在鼓楼医院的小教堂参加了南京基督教工作人员的会议。圣公会有5名男性、3名女性福音传教士[注: 传教士基本指的是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虽然有些宗教，很少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出席，这同其他的传教组织相比，他们的出勤率不错。所有与会者都认为，现在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期，人们都真诚地渴望听布道和做礼拜。”
在安全区被日军当局强行解散之后，市民被迫[注: 被迫 拼音： 解释： 1. 受外界迫使。如：敌人被迫放下武器。-beipo]返回原住所。他们不仅要面对失去亲人之痛，还要面对如何生活下去的难题，其中不乏辗转逃离南京者，也有因孤苦无依而自杀者。难民李明忠原为缎机工人，在日军进城之后，“妻女俱毙，家庭已散，孑然一身，激刺甚深”，“回思人生，乐趣毫无”，于是投老虎头水塘自尽，幸被附近柳姓居民救起，暂栖柳姓人家，然救命的柳姓亦为赤贫之家，无法长期供其食宿。似此“鳏孤年迈，衣食俱无，栖身无处，呼救无门”的人还有许多，他们不得不请求慈善机构或伪组织救助。当然，日军占领南京后，自杀者为数甚少，逃离者也为数不多，大部分难民仍继续留在南京。由于日军的暴行，南京市民对日军产生了切齿痛恨。1939年，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曾对80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程度的南京市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其结果是：“在未来的50年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决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