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在国人的精神认同谱系中，已是根深蒂固。但在近日，江苏南通学者、图书馆馆长黄杨却一语惊人，称中华民族更应是“羊的传人”。他解释，被视作中华民族血脉的羌族，族号“羌”在甲骨文[注: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认为是现代汉字的初型，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成熟的一种文字，因其最早发现在动物骨头上而得名。]中与羊同义，羌人又被称羊人，其图腾就有羊。(12月26日新华社) 


　　平心而论，学者黄杨“羊的传人”的见解，未必是无稽之谈。为了论证该说法，他钩沉索隐、仔细考证，20多年来不间断，既有资料积累，又有学术探讨。事实上，秉持“羊的传人”论调的，不止黄杨一人：在2010年，学者杨冠丰等就抛出了类似说法。


　　“羊的传人”是真是伪，尚待考证。在学术领域，异议与争鸣本就常见；“观点市场”里，百花齐放也是常态。黄杨们的“惊人之论”，不乏缜密的文化追溯和逻辑支撑，终究是一家之言。对它盲目拒斥，抑或以动机论去解读，未免是种“预设立场”，缺乏包容。 


　　但在舆论场中，“羊的传人”备受非议，就在于它与公众表达习惯的脱裂。尽管黄杨称，龙的形象是面目狰狞、张牙舞爪，而羊和蔼可亲，更能代表礼仪之邦的祥和特质，可它却忽略了习俗、文明的生成路径。“龙的传人”连接着文化认同，也很有精神牵引力，它能沿袭至今，就因有着深厚的公众认同的土壤。wWw.LsqN.CN你侧重于学理阐述，我立足于表述习惯，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话语也就会陷入“鸡同鸭讲”的境地。因而，“羊的传人”之争，或许没有绝对化的是非，却体现出学术剖析与大众认知的对冲。


　　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