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本刊创刊以来，对国学概念的各种质疑、释疑的声音便不绝于耳，此起彼伏。这构成了国学在当今时代的基本生态。不久前，《文汇报》发表了学者姜义华先生文章《不应漠视“国学”概念的非科学性》。许多读者就此来信、来稿，发表不同意见。为了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我们从中选择了陈文新先生文章予以刊登，同时全文转载姜义华的文章，以方便读者阅读。

    姜义华教授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说:“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完全没有设立的必要，因为“国学”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已“名花有主”，“国学”没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读者:“ 现今中国‘国学’的倡导者们，提倡读儒家经书，提倡读先秦诸子，在现代学科分类中，这本属于历史学中专门史内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的一部分，亦是哲学与文学中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献学的一部分，学科本有所属，并非‘孤鬼游魂’。”这些话听起来好像理由十足，其实是无视中国传统学术特点的外行话，或者是有意用这种外行话造成一种似乎理直气壮的效果。

    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在学术理念上的重要区别是:传统学术重通人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大类项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一般人认为，史部为史学，集部为文学，子部大体属于哲学，但这种分类是比照现代学科分类而作出的，传统学术并未建立对文史哲加以明确区分的框架。对各种学科加以分类，在高等学校中设立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在学术机构中设立文学所、历史所、哲学所，在学术刊物中区分出综合类、文学类、历史类、哲学类，这是现代学术的显著标志，现代学者的学科意识因而也异常强烈。与这种学科意识相伴随，他们所研究的“中国思想史”，是“在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中国的思想史”;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而不是“中国的古代文学史”。所谓“在中国的思想史”、“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即根据西方的学科理念和学术发展路径来确立论述的标准，并用这种标准来裁剪中国传统学术，筛选符合这种标准的材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所谓“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即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状况出发，确立论述标准，梳理发展线索，选择相关史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经典，接近中国传统学术的本来面貌。在现代的学科体制下，中国传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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