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如临大敌，仿佛见到了洪水猛兽一般。殊不知，之所以提“中国的”，是因为“中国的”被遮蔽得太久了，“在中国的”一枝独秀，只关注东、西方文化的相同，不理会东、西方文化的相异，日积月累，已造成了“盲人摸象”的种种失误。提“中国的”，并不是要否定“在中国的”，而是要使“在中国的”研究减少失误。由此可见，“国学”并不与文、史、哲相关学科冲突。有“国学”来拾遗补阙，文、史、哲相关学科的地位只会更加稳固，只会发展得更加健全，又何必大惊失色呢。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国学”学科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初步思考。只要对我们的思考稍有了解，他就不会说:“一定要给它们戴上‘国学’这一桂冠，并将之列为一级学科，我却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强行这么做，反映了一个严谨学者所应具备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缺失。”他更不会说:“‘国学’这一概念的非科学性，还在于这一概念从它在日本产生开始，就有着极其强烈的文化排外倾向。它实际上在文化学术领域奉行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原则”。而事实却是，这些话都在姜先生的文章之中。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判断和批评，当然不是“一个严谨学者所应具备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
姜先生在证明“国学内涵的非科学性”时，以看上去“条分缕析”的方式对“何为中国”、“何为固有”、“何为古学”提出了一连串质疑。他的一连串质疑，看起来是颇为雄辩有力的。但稍加琢磨，就不难发现，姜先生不过是在约定俗成的概念上兜圈子，做概念游戏。这里，我们不妨比照姜先生的这种方式写一段话。姜义华教授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如果有人提问:你的那个“中国”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是先秦之“中国”呢?还是汉代之“中国”?是东晋之“中国”呢?还是元朝之“中国”?是南明之“中国”呢?还是梁启超所规划的“新中国”?你的那个“文化”，是思想“文化”呢?还是制度“文化”?是饮食“文化”呢?还是娱乐“文化”?要是有人这样问姜义华教授，我们一定会仗义执言，站在姜先生一边说:这不过是禅和子斗机锋的玩艺，你大可不必认真对待。
但愿姜义华教授不再用非理性的方式批评“国学”。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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