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状况如此，在其他学科，“现代学术的负面后果”也随处可见。例如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1930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随冯著刊行。在这篇审查报告中，陈寅恪不点名地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提出了批评:“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确实，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的误读现象至少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误读现象同样触目惊心。“现代学术”所造成的种种负面后果，日积月累，已到了必须认真对待并加以系统清理的时候。

    面对现代学科体制的这种负面后果，我们提倡“国学”，目的之一正是提倡对“中国的文学史”、“中国的思想史”……的关注，以切实推进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国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亦由此可见。具体地说，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国学”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与文、史、哲相关学科侧重于“在中国的”研究不同，“国学”的关注重心是“中国的”研究，许多曾经被排除在学术视野之外的对象，因此具有了重要的研究价值。“国学”的研究对象，和文、史、哲相关学科是大不一样的。把二者的研究对象混为一谈，这是缺少常识和理性的表现。第二，“国学”培养的人才类型，与文、史、哲相关学科的培养目标迥异。文、史、哲相关学科以培养“专家”为主，“国学”以培养“通人”为主。现代学科体制下的“专家”，在面对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若干研究对象时，常常力不从心。比如清初的朱彝尊，他是史家，有《明诗综》等重要著述;是大诗人、大词人;还是经学家，有《经义考》等有分量的著述。一个中国古代史的专家，或者中国哲学史的专家，或者中国文学史的专家，都难以胜任对朱彝尊的全面研究。不是说这些专家的水平不高，而是说他们的知识结构不配套，在这个领域内他们不是合适的人才类型。而“国学”学科，正以培养“通人”为宗旨，“国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面对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若干研究对象时，必然有其显著的优势。第三，“国学”不会取代文、史、哲的相关学科，而是与这些学科形成一种互补和良性互动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当然也相互竞争。余英时曾深有感慨地说，他在西方生活的时间越长，越体会到东、西方文化的相同之处要远过于其相异之处，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表明，“在中国的”研究是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的，若干重要的学术成果也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成果和与这些成果相伴随的研究方式，我们是尊重的，也期待相关学者在这些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想补充说明的是，确有一部分习惯了“在中国的”研究的学者，他们气量太小，性格偏执，只要一提“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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