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所在的古代文学学科为例，与传统的集部研究相比，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在文学观念上，强调诗、文、小说、戏曲才属于文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一是在治学方式上，强调叙述和论证的条理化和逻辑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在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缺憾。就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误解。受到最大压抑的是古代的文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以现代文学四大文体之一的散文定义来衡量古代的文章，很大部分难以对应。古代散文的研究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薄弱环节，有的文体、有的作家之所以会被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者有的作家原是诗文均精而文学史上却只讲其诗不讲其文，种种现象无论在文学通史抑或在断代史中都存在着，且均与此有关。而这对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探索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显然是不利的”。(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就治学方式而言，伴随着对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追求，大量现代术语被视为论述的基础，而这些现代术语很难与古代的文学范畴对接，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缺席，也造成了现代论述很难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比如，我们将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时期的小品文都划入“散文”范畴之内，而三者的体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骈文以抒情为目的，以写景和骈俪辞藻的经营为表达上的特征，轻视说理、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古文以说理或寓含真知灼见为目的，以论说和叙述为表达上的特征，通常排斥或不太注重写景及骈俪辞藻的经营;小品文在忽略骈俪辞藻的经营方面虽与古文相近，但小品文并不重视说理，并不致力于思想的深刻，它着力表达的是一种情趣、一种情调。在面对这三种传统文体时，相当多的现代学者不去关注各自的体裁特征，而习惯于以评鉴现代散文的方式来加以论述，结果张冠李戴，未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又如，我们将诗(以古诗、近体诗为主)、词、散曲都划入诗歌一类，而三者的差异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想象。中国的古典诗以面向重大的社会人生为宗旨，私生活感情是受到排斥的题材，宫体诗和香奁诗即因以女性为描写重心而成为众矢之的。与古典诗的题材选择形成对照，词的题材重心则是私生活感情，重大的社会人生题材反而被认为不宜用词来写，或者，在用词来处理时必须予以适当的软化。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写到周瑜的风采时有意用“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来加以点缀，即属于典型的软化处理，其风格与刚性的诗存在显著区别。散曲的题材重心是“隐逸”和“风情”，其“隐逸情调”与古典的山水田园诗有相通之处，其“浪子风流”与恋情题材的婉约词有相通之处，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仍不容忽视。一般说来，古典的山水田园诗和婉约词注重表达上的含蓄，而散曲则以“说尽”“老辣”为主导风格，讲究含蓄就不可能成为散曲正宗。一部分现代学者习惯于以文学理论中的诗论为理论前提，“一视同仁”地解读古代的诗、词、散曲，出现阐释错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由此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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