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地位就会不低。
由于元代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一些本该退色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官方支撑,因此比较彻底地挣脱了文词间的道统气、宫廷气、阿谀气、头巾气、腐儒气,为贴近自然的天籁式创造留出了空间。这种空间看似边缘,却很辽阔,足以伸展手脚。由此联想到同样产生于元代的那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富春山居图》。比之于宋代那些皇家画院里的宫廷画师,
黄公望只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卜者,但是,即使把宋代所有宫廷画师的最好作品加在一起,也无法与他相比。
元杂剧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哪怕是把后来京剧从慈禧太后[注: 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叶赫那拉氏,名杏贞[1]。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开始给予的全部最高权力的扶持加在一起,也无法追赶元杂剧的依稀踪影。元杂剧即使衰落也像一个英雄,完成了生命过程便轰然倒下,拒绝有人以“振兴”的说法来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
一切需要刻意“振兴”的文化,都已经与文脉无关。而且,极有可能扰乱了文脉的自然进程。现在社会上经常有人忙着要把那些该由博物馆保护的文化遗产折腾到现实生活中来,而且动静很大,我就很想让他们听听元杂剧轰然倒地的壮美声响。
(摘自《中国文脉》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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